控在银行团的手中，实际上，就是掌握在王学谦一个人的手中。张家的生意一落千丈，作为张家的一份子，张静江对于王学谦的偏见也好，不屑一顾也罢，直接上升到了仇人的地步。

夺人钱财，如同杀人父母。

这句话说的一点也不假，张静江的内心之中。早就存着将王学谦除之后快的想法。可惜一直没有很好的机会，而‘国党’在浙江的隐藏势力，并不是他的身份能够调动起来的。他需要一个机会，一个等‘国党’逼迫到了悬崖边上的机会。让内部的上层人物和他站在一起，孤注一掷的决定。

而这个机会，在陈炯明炮轰观音山临时大总统府邸之后，渐渐地浮出了水面。‘国党’已经没有退路了，孙大先生的执政生涯甚至一度需要曹锟去挽救。

这也是为什么，在曹锟在国会能够享受到足够的支持。这些连当年挟辛亥第一功臣的袁世凯都不曾享受到的。这也是袁世凯自从登上大总统的位子之后，公开拒绝召开国会的原因。试想一个大总统，国家元首，但是在国会之内却得不到足够的支持。这样的大总统，与当年被架空的光绪皇帝有什么区别？

徒有其名，所有的政令都出不了大总统府，反而‘国党’因为在国会内部的议员数量占据绝对数，控制着一个国家的最高人事任免权，立法权和资源分配权等等，等于袁世凯将权力全部交给了孙大先生。

作为一个强权人物，袁世凯怎么可能答应如此荒唐的条件。

但是曹锟不一样，孙大先生为了挽回广州兵变给他带来的政治生涯的危机，不得不采取柔和的政治手段，用国会的支持，来换取曹锟对孙大先生合法身份的认可。

这确实很荒唐，可是在民国出现了。

两个‘政敌’之间的握手言和。所以说，政治永远没有对错，只有利益。

但是张静江的政治眼光远远没有达到政治巨擘的地步，孙大先生能屈能伸的政治韬略没有能够影响到他周围的多少人。要不是‘国党’一直是先天不足的一个政党，孙大先生或许有更多的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不必常年蹉跎徘徊在政治边缘。

可就算是孙大先生的政治斗争丰富，眼光也不错，但是在重大决策的时候，还是难免出现过于激进的举动。

这并不是说这个人政治会不够，而是长期的在野党，乱党，流亡党派的身份，让他不得不采取激进的政治手段。这就导致了在‘国党’长久以来的政治斗争之中，暗杀，成为‘国党’最重要的政治手段。手段激进，政治企图过于急于求成，缺乏实干基础，这就是‘国党’在孙大先生时期最大的软肋。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