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礼第二日的黄昏，我终于完全清醒，可以在灵棚里跪坐着。

我的侧面是一个大大的“奠”字，那字的左右，分别垂着一条白色纸花，斜搭在爷爷的黑白照片上。两尺高的乌木相框中，爷爷微笑着凝视着空荡荡的灵棚，神态安详，目光睿智。

一阵嗒嗒的脚步声由远及近，灵棚右侧的白麻布帷幕一挑，露出了官大娘那张苍白的瘦脸。

我刚要起身，官大娘已经摆手制止：“坐着吧，知道你病还没好利索。”

她拖了一个小马扎，在我旁边坐下。

“刚才我在胡同口看见唐医生走了，趁着这时候家里没人才过来的，咱娘俩儿说两句背人的话。”官大娘说。

我点点头，静等着她开口。

她摸索着口袋，取出一个不锈钢的旱烟盒，熟练地把黄烟丝捏到烟纸里，三捏两卷，做成一支喇叭筒烟卷。

“干我们这一行，很多事都很微妙，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没法跟别人说。过去，老辈子的人请我们过去干活，他们都听从安排，从不东扯西问的，也不追究缘由。活干完了，该送的送，该请的请，该破的破，完了也就完了，风一吹人就散，转天醒来，谁也不再重提。这一行里很多故事例子，都不该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坊间闲谈里，因为那都是秘不可宣的**。你想想，这老街巷老胡同老宅里，谁家还没有个家仙、家神的？肆意评论别人家的家事，那就犯了大忌讳”官大娘点上烟，一边吸一边说了个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