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教老上单于制成的国书标准是长一尺二寸，所加封印也比汉朝的国书阔大，上写“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中行说如此大张旗鼓地开展去中国化运动、保持匈奴人习俗，无非是为了不让匈奴依赖汉朝。不消多说，他做的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借刀杀人，以解心头大恨！由此看，匈奴跟汉朝再次翻脸的时光，将不再遥远了！汉文帝7年（BC173）尽管贾谊受到了如此不公的待遇，但身在长沙，贾谊还写出《吊屈原赋》《服鸟赋》，那是对个人身世苍凉的纪录。现在时过境迁，当初落在座位上的服鸟留下的阴影已渐渐淡忘。反之，贾谊开始在梁太傅这一新的职位上，勤奋钻研专业，终于写出了一篇惊世骇俗的政治评论。这，就是著名的《治安策》。洋洋洒洒万余言，指出现今应痛哭的有一事：诸王分封，力强难制；应流涕的有二事：匈奴寇掠、御侮乏才；应长叹息的有六事：奢侈无度、尊卑无序、礼义不兴、廉耻不行、储君失教、臣下失御。我们不得不谈这篇政论，因它与后来的七国之乱有着莫大关系。贾谊创作《治安策》的内心驱动，源于刘兴居和刘长谋反事件。搞历史研究向来是贾谊的特长。贾谊从刘兴居及刘长的造反事件中总结出一个经典的历史经验，并提出了一个企图一劳永逸解决诸侯王造反的方案。贾谊总结的历史经验是：在历史的足迹中，凡是强大的封国，一定先反！贾谊这个“强者先反”论，其推论大约如下：造反者的野心与实力总是成正比的。比如长沙王，它之所以成为目前唯一生存下来的异姓王，主要是他实力小，形势不允许他有过分的野心。所以他们唯一生存之道就是对中央忠心耿耿，俯首听命。再如周勃、灌婴、樊哙他们当初不反，也主要是他们实力不足。如当初刘邦封他们为诸侯王，肯定也会成为一个个野心家，最终被中央干掉。再往远点说，汉初异姓诸侯王当中，依次造反的人物有韩信、彭越、英布、卢绾。这四个人当中，韩信最强，所以他先反了；卢绾最弱，所以造反在最后。那么，针对此教训，有没有一套可行的方案，让诸侯王像长沙王那般当个听话的好王呢？贾谊的回答是肯定的：办法就是削弱诸侯国的权力！削权，是国家游戏中仅次于对外战争的高级游戏，亦是一种赌注较大的赌博。如尺度把握不好，就会国破人亡，连皇帝老本都亏进去了。但贾谊会告诉你：他的削权方案，不会出现以上耸人听闻的流血事件。在贾谊看来，只要大力对封国实行分封制，长此以往，诸侯国的力量肯定会越削越弱。道理很简单：封国如蛋糕，开始由祖辈一人包揽；祖辈生出两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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