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其“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

而到了二次革命失败后，这种状态达到了顶峰，北辰要求党员们立约宣誓，加盖指模，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对此，他解释道：“革命必须有唯一之领袖；革命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我首倡推翻**建立共和，离开我讲民主共和，乃是南辕北辙，大家要盲从我；再举革命，非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没有革命导师了……”

首倡革命不假，但你的道路就全正确，你的决定就是真理？恐怕不尽然，起码陈文强是没有这样的崇拜和盲从心理。而在政党或团体中，霸道与财力往往起着主宰地位。陈文强在复兴会中，恰恰是二者兼有。

同盟会最后做出了决议，北辰去南洋筹饷，并在越南设立同盟会分会，在河内设置粤、滇、桂武装起义总机关，进行筹划准备；黄兴坐镇东京，继续扩大组织，维持《民报》，并派人联络湖湘豪杰，以作策应的准备。

事实上，起义地点是在两广，或是在湖湘，涉及到的并不仅仅是有利革命，而掺杂着以后孙、黄二人革命地位的大事。若然以北辰为首，则必是放弃长江及两湖，选择在两广起事，因其兴中会旧部多为两广人士；若然以黄兴为首，则必是放弃两广，选择在长江沿岸并举，因为那里是他的地头，基础更雄厚。

但很明显的是，相比于黄兴，日本黑龙会更看好北辰。而革命起事的武器与金钱，莫不依赖于黑龙会的支持，这就构成了黄兴不得不屈服的残酷现实。

当时的中国同盟会是一个怪异的混合性江湖社团，以中国人居多，但日本人也不少，除了宫崎寅藏、内田良平及末永节之外，至少还包括了素有日本法西斯灵魂之称的北一辉在内。但是否当时的黑龙会便有大举侵略、吞并中国的设想，至少是不能从历史结果来反着看待其过程的。

如果不是民国之后军阀割据、民不聊生，如果不是中国内战频仍、丧失了十几年的发展时间，如果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如果……总之，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和策略也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发展而变化的，绝不是一开始便有了既定的方针。

归根究底，你落后、混乱，你人心不齐，你武备虚弱，就肯定有人觊觎，有人欺负。这个道理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是类似的，特别是在当时丛林法则之下的国际社会中。

………………

革命团体之间联而不合，以互动的形式相互促进、学习、发展，并且力争占据革命的主导，这是复兴会的策略。

但显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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