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不可能取得改革的成功。而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前提条件，就是人民成为改革的受益者。人民在改革中或得到权力，或得到实惠，只有如此，改革才能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选择，并为他们所拥护。

而晚清的新政恰恰是没有做到这一点，又遇到时机不好，庚子年闹下的巨额赔款，压得清廷喘不过气来，推行新政所需的大量经费就只能取之于民。

办什么事情都要钱哪！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按编练三十六镇的计划估算，这一块每年的预算就达到五千多万两，而当时清廷的财政收入也不过一亿两多一点。

结果呢，除了北洋六镇按编制完成编练任务外。其它省份大多减少计划，或者根本就是有名无实。而北洋新军之所以得到朝廷财政支持，主要还是因为他们负有拱卫京师之责，靠着朝廷强制摊派才得以保证经费的。为此。有人抱怨说：“征天下之饷，练兵一省，如人单护腹心，而听四肢之屠割，未有不立死者也。”

令人惊讶的是。在清王朝控制力日益缩减、统治危机加剧的情况下，在二十世纪的前十年，它的财政收入居然还能以每年数千万两的速度增长，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了筹款，清廷只能向下摊派，而那些地方督抚们也叫苦不迭，上面催得紧了，只能层层转移。向最广大的老百姓身上榨取。原本为镇压太平军设立的厘卡制度，不但没有因为战争结束而撤销，反而越征越多，厘金由此成为清末的大宗岁入之一。

当时，清廷和地方政府在传统的税收外，又增加了许多新的税捐，如粮捐、房捐、新捐、学捐、铺捐、膏捐、统捐、摊捐等等，这都是以前所没有的。

由于税收加重，老百姓苦不堪言。当时因为推行新政、增加摊派而引发的民变事件愈来愈多，民众对朝廷和官府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高涨。如各地毁厘卡、抢米风潮、冲击新设立的警局甚至捣毁新学堂。

用民怨沸腾来形容清末的最后几年，也许有些过分，但广大民众对这个威权逐渐减弱的朝廷确实是丧失了感情。如果有人要去推倒这棵腐朽的大树，他们是乐见其成。甚至是会上前助一臂之力的。

这也就是革命军，乃至同盟会发动起义能够应者云集、迅速扩充的原因所在。虽然不排除会党的作用，也不排除参与的民众有趁火打劫、凑凑热闹的心理，但对官府的长期不满，需要一个渲泄的渠道，也是主要的原因。

通俗一些来讲。就是长期受压制的边缘群体有翻身的愿望，有斗争的诉求，却没有管治的能力与妥协的精神。而当社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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