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杨增新生怕军队串通犯上作乱，有意将新疆驻军的系统打乱，互不交往，各自为政。同时，军队的待遇低，装备差，缺少训练。如新疆陆军第1师，按编制应辖两个旅，实际人数只有一个团左右。该师师长蒋松林年逾七旬，白发苍苍，已是风烛残年。哈密、喀什、伊犁三地名义上各有驻军一个旅，实际上除伊犁外，其他两地的驻军都不足一个团。他还比喻说：“譬如一串钱，洒在地面，如要重新串联在一起，需要一个钱一个钱地拾取，既费时。又费事。”

确实，这些军队被拆得零散，是对杨增新的统治构不成什么威胁，但同样对铺天盖地。蓄谋已久的政府军来说，也费不了太大的力气。

这就是辩证法，杨增新肯定没学过，现在想学，也已经晚了。

而临时政府要控制西北地区。还有一个后续的重要目的，那就是移民屯垦，既建设开发新疆，又缓解一些地区人多地少而造成的租佃矛盾。

历史上在乾隆朝全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后，人地矛盾尖锐，大量内地贫民迫于生活压力，“走西口”、“闯关东”、“蹚古道“和“下南洋”，“赴金山“，形成近代五股大的移民浪潮，都是以谋生为特点的非官方行为。

其中民间所说的“走西口”中的“西口”一般指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杀虎口。走出这个西口。就到了昔日由山西人包揽经商天下的归化与绥远（统称归绥）、库伦和多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及新疆等地区。

“在家中，无生计，西口外行；到口外，数不尽，艰难种种。”茫茫草原、无垠沙海，内地民众迫于生计背井离乡“走西口”，这完全是一种自发性的经济行为，其移民活动遂呈现出无序的流动状态。

如果有政府引导，政策支持，那移民便真能达到“实边”的目的。新疆无疑是个大省。人口又少，是个比较合适的地方。

而杨增新却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对从内地派来的人除特殊情况外，一概拒绝接纳。在星星峡专门设卡稽查。没有经过杨增新本人的批准，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境。甚至由新疆返回内地的人员，也必须申请领取省署的护照，才能离开新疆返回内地。此外，杨增新对新闻舆论也严加防范。省内人士所订内地各种报刊，杨一律扣留。交存省署，由自己一人。

杨增新为了试探临时政府和北方政府的态度，以及新疆王公对他的诚意，假意表示：“倦于政事，请求归隐林下”。各族王公即联名通电：拥护杨永镇西陲。

所以，对于杨增新这个家伙，袁氏认为时机未到，暂且拉拢；而临时政府却决心借筹边之名，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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