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并不看重儒学，而是把儒排在娼之后、丐之前，所谓”娼九儒十丐”是也。这种疏离状态，使得儒家思想很难再登堂入室。这个时期，只有杨恭懿与其父杨天德、其子杨寅三代极力倡导关学的精神。他们祖孙三代孜孜不倦地以讲学为生，弘扬张载一贯主张的实学风格和为人”气节”。于是有”杨氏三代”、”郁郁遗风”之美誉。元代家姚燧称颂杨恭懿为”西士山斗，学者宗之”。杨氏三代的努力，终于使关学在元代尚未失忆失语，也为明代关学的复兴打下了基础。

明朝以理学开国，使儒家书籍遍及天下，为关学振兴开辟了一条坦途，在明初形成了一股风气，其发展不仅呈现出多元、变异的特色，而且形成了严格的学派。俨然有取缔朱熹理学的势头，只是那恰好大明开国伊始，即有刘基、宋濂等理学家，与明祖朱元璋论道经邦，议论礼乐之制，以孔孟之书为经典，以程朱注解为规矩。其后，解缙等人对明成祖朱棣的讲筵、入对，更是君臣唱和。遂于永乐年间，在朱棣的御临下，以程朱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编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诏颁天下，即所谓“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作为治国齐家的统一法理和准则。程朱理学遂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关学这股风气没能延续多久，大概宗薛，而王氏之三原学派又属其别派，其学大抵推之事为之际，重在自得，不尚空谈，并注重气节。今日这篇文章就此等风气加以阐述，文章认为古之学者皆以言行为学，故无求饱求安者，志在敏事慎言就有道而正之，正其所言、所行之是非，是者行之，非者改之。将学与行紧密结合为一体。在自然观方面，该文章倾向于有神论、泛神论，谓”鬼神之谓德”能生长万物，福善祸淫，其感无以复加。鬼神视而弗见，听而弗闻，无形无声，但其以物为体，无物不有，如门有门神，灶有灶神，木主为鬼神之所栖。鬼神有感必应，故使人敬畏而致祭祀。但他又指出，所谓对鬼神祭之”如在”，”言非实有也”，其言前后矛盾。关于心性问题，该文章认为，性乃天之所命，人之所受，性即天理之流行，因而性是善的，顺理而善者为性之本，不顺理而恶者非性之本。他不同意”已然之迹便是性”的说法，认为已然之迹已经有善有恶，故不能称为性。该文章言心性，似乎排除了”气质之性”，而将其归结为纯善的天理之性。

文章认为性之理”甚微”，故当”尽心而穷究之”。”尽心”在”知性”之前，为”知性”的途径，所以该文章提出朱熹四书集注言”知性乃能尽心”为”不无颠倒”。关于”天理”、”人”关系，该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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