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怎样写出一首新诗才算得上是好诗？谁能说的清楚？”

提出了几个问题后，杨雪任众人思考了些时候，方才将自己的想法一一赘述出来：“记得适之曾说，白话新诗正是‘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也不知道我记错了吗？”

“没错。”杨雪求答的目光落在了胡适的身上，使得胡适虽还有些愣神，却也是点了点头，如此回答道。

而杨雪见自己没有记错，便继续说了下去：“咱们中国上千年的历史里，无论是《诗经》中的‘风雅颂’，还是楚辞、乐府、律师、宋词……

总之，不论其诗体形式如何变化，却总归是讲究格韵的，如此也造成了我们中国人本身对诗歌的审美。若此后新诗当真像适之所说的那般什么都不拘，任其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继续发展，又怎么会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审美呢？”

众人听完杨雪的话后，一片缄默，却又无法阻止自己的内心去承认杨雪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一点，连胡适自己都难以反驳。

“格律”、“音韵”，这确实是中国诗歌几千年留传下的诗歌审美标准，连他自己写的诗，本身也是在不自觉的，在往这个审美标准里套。那一句“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无外乎也是如此。

在座几人都是有真才实学的聪明人，是以杨雪也并不担心他们转不过弯来，便又开始说道：“其次，我还是要说，我们的文人太过激进了！”

“激进”一词，杨雪曾不止一次的提到过。男人们不顾一切的逃离包办婚姻，打破封建传统，她说这是“激进”；学生们毫无理智的崇尚西学，摒弃传统文化，她说这是“激进”；女人们争相离家，争相成为另一个娜拉，她说这是“激进”；如今面对着新诗的创作现况，她还是得说，是文人们太过“激进”了。

为什么是激进？在座的诸位都不约而同的在脑海里闪现着这个问题。

幸好杨雪也没想着要吊大家的胃口，便干脆利落的将自己所想的原因说了出来——

“因为想促进新诗的发展，想让新诗成为诗坛的主流，那些写新诗的诗人们开始一味地强调诗体形式而忽略主题思想。是不是也是一种‘激进’呢？”

“诗歌是文学形式美的一种体现，但形式美却仅仅是诗歌的美丽的外衣而已。”杨雪说话颇有些语重心长的意味，“过分地强调诗体的形式，从而否定主题思想的意义，写出来的诗，是极为空洞的。那就像失去了土壤的禾苗一样，必将枯萎。”

说完，杨雪还笑了笑：“要不然，诸位也可瞧瞧我方才写的那《一代人》。大家为什么会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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