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税，而天津店租，广州珠榷，两淮余盐，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盐茶，重庆名木，湖口长江船税，荆州店税，宝坻鱼苇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

在过去的十数年间，每日反思大明利弊得失的顾炎武，自然知道这屡加“关市之征”带来的弊端，所以才会出言反对。

“崇祯13年，河西务、临清、扬州、苏州、杭州以及九江七地钞关加之崇文门商税征银约80万两（1），全国其它钞关四十余处虽不及七关，年入不过只是稍逊……”

看着经略，顾炎武又继续说道。

“而崇祯元年，七地钞关加之崇文门商税征银约55万两（2），不过短短十三年，税额增加近倍……自加税之令下，而市价日高一日，小民日穷一日，至于挑担背负，零星琐屑无得免者……”

对于顾炎武的反对，朱明忠只是笑而不语，在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的这个时代。征收商税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即便是在未来，在90年代税务改革的时候，考虑到税收征收的难度，政府仍然选择了以生产环节征收为主，因为政府无法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在消费环节征收税金，所以选择了相对简单的生产环节征收。

但是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并没有后世的工厂。只有那种小农经济，顶多也就是有一些作坊。如此一来，商业税的征收自然不是那样，一张嘴就能收来的。毕竟，即便是在21世纪，零售以及消费环节征税，依然是一个困扰政府难题。

21世纪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17世纪想要加以解决。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也正是因为对于时代的比过去更为了解。他不仅了解到这个时代的商税征收是以税关征收为主，市税为辅，而城市中对商铺收的零散多达数十种杂税，到底上相当于后世的“费”，大都用于地方官府开支。因为了解这一切，现在他自然不会像过去一样，之所以想当然的以为明朝加三饷时“专加西北不加东南”，那根本就是无知者的臆想，自蒙元以来，南方的田土农业经济价值便优于北方，所以平均每亩的田税也较北方重。身为江淮经略使的他自然知道，现在常州府每亩税银是一钱五分六厘，而江北的税收相应较轻，有一亩五六分者，也有一亩一分五六厘者，平均不过五分。而对应的常州府平均早就倍于江北。

至于所谓的“阉党收商税”、“东林党反对收商税”，同样也只是网络段子。甚至与此相反的是被吹捧上天的“阉党”才是真正反对收商税的一群人，甚至在崇祯朝“免榷潼关咸阳商税，市恩商贾”，还是那些个“有才有德”的“阉党”的罪名之一。

至于被指责为反对收商税的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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