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兵卒即便是秦汉时，亦不过只是粗鄙蛮夫而已……”

能够成为首辅的幕僚必定是饱学之士，而在隐居家中的时候，徐枋更是尽阅史书，说出这句话自然有其出处。

“《汉书·儒林传》“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这就说明，在高祖、孝惠、吕后、文帝之时，上至公卿。下至地方的普通官员，大部分都曾经拥有军功。国家各级政权掌握在大小军功地主手中。据几年前推算，汉初约有60万将士因踢爵而获得田宅，军爵的受益面可达300万人，约占当时人口的20%。总体来说，秦汉虽然推行军功爵制度，但其制度在逐渐轻滥，其一是军爵与民爵的问题不断冲突，比如文景二帝曾先后无条件地普遍“赐民爵一级”及“赐民为父后者爵一级”凡十次，再有就是实行了输粟买爵制和徙边赐爵制。如此种种，军爵渐轻不为百姓所重，自武帝时，军爵已经不为人所重……”

提及汉时旧事时，徐枋的话如奏稿一般立论有根有据。

“于秦汉时，虽有军爵者，可往往是重将轻卒，爵位泛滥，世人皆爵，自然不为人所重。”

就事论事，徐枋说的是实话，甚至于到后来，即便是反对封赏军士的人之所以不反对，无非也就是因为历史的经验。

“今上自兴乾元年起，大封兵士，虽没有推行军功赏爵，但是兴乾元年后却给大批裁撤的“军吏卒”封勋臣、赐勋士，并且通过的封赏土地，扶植一大批地方士绅。如兴乾元年陛下就曾规定：凡曾参与郑王北伐的兵士皆封“勋士”，赏田百亩，对于自江阴起追随且没有过错而又未获得勋章的“兵卒”，皆赐赏“一等勋士”，赐田两百亩，“赐爵各一级”，对于参与北伐的兵卒，赐赏“二等勋士”，赐田一百五十亩，至于张煌言等部以及义军在永历十七年前从军者，皆凡获得“三等勋士”，赏田百亩。即便是兴乾前从军者虽没有封士，但却也得到50亩功田。这就使全国不下百万兵卒人人皆取得了“食邑”或给予田宅等经济利益，成为有免役特权的新士绅……”

对于这种大规模的封赏，最初的朝廷自然很不满意，但是因为天下初定，地阔人稀，这种封赏实际上并不耗费什么成本，只是一块荒地而已，相比于安置退役军人的费用，赏赐田地反而是最廉价的一种安置。

而在另一方面，最终大家不反对的正是因为知道在历史上，秦汉军功赏爵轻滥之后，不为人所重的历史，所以他们才乐意看到勋士泛滥。只有勋士泛滥成灾了，才会变得越发不值钱，才会不人所重视。

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都已经打好了如意算盘，在这次西征之后，还会上奏折请求陛下大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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