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妨碍他的中立外交。

事实上，后金军确实在天启元年（1621）底越过结冰的鸭绿江，进入朝鲜追杀毛文龙，毛文龙逃到安州才保住性命。

后金军的侵入有朝鲜边臣的故意引导，甚至很可能就是受了光海君的指示。

光海君多次派人劝谕毛文龙躲入海岛，最终毛文龙在天启二年（1622）十一月进入椵岛（皮岛），暂时缓解了局面。

光海君虽然对明朝阳奉阴违，却每每能妥善处理，令明朝消除疑心，比如当时的明辽东经略熊廷弼就认为光海君“其所以为我中国虑者，甚于中国之自为虑”。

仁祖反正后，明朝官员仍称赞光海君是“十数年来忠顺之臣”，质疑仁祖的合法性，迟迟不予册封。

可见光海君对明外交是有一定巧妙手腕的。

光海君时期，努尔哈赤领导的建州女真部日益强盛，朝鲜北部的忽温、老土等“藩胡”部落被次第吞并，藩篱尽撤，因此光海君从一即位就密切关注努尔哈赤的动态，强化军事国防，注意情报搜集工作，主张“远斥候、谨烽燧、慎间谍、明纪律”。

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称汗，建立后金政权。万历四十六年（1618）内，朝鲜陆续收到努尔哈赤四封书信，传达了所谓七大恨，并要求朝鲜不得协助明朝。

光海君正好被明朝的征兵要求弄得焦头烂额，他深知“此贼养兵几四十年，虽以天下之兵当之，胜败未可知矣”，但迫于明朝和众臣压力，还是派姜弘立率军一万随明军出征，结果在深河全军覆没，这正是在光海君的预料之中。

光海君基于局势判断，自知朝鲜尚未摆脱壬辰倭乱的后遗症，国力疲弱无比，而明朝也不足恃，努尔哈赤则蒸蒸日上。

他认为“以天下之兵力，不能折冲，以致攻陷大镇，如摧枯拉朽，席卷长驱，而无人呵禁，则良平之谋、孔明之才智，恐不可防也”，甚至预料到女真之祸将会导致明朝内乱乃至灭亡。

所以他确立了“羁縻缓祸”的对后金外交基本方针，达到“姑为弥缝，以过凶锋”、“勿令此贼饮马于汉水”的目的。

然而朝鲜朝廷的主流意见却是“斩使焚书”，采取依赖明朝、对后金强硬的政策，光海君对臣子们的高谈阔论非常反感，指出“中原事势诚为岌岌，此时内为自强，外为羁縻，一如高丽所为，则庶可保国。而近观我国人心，内不办事，外务大言，试以廷臣收议见之，武将所言，皆是临江决战之意，其为可尚矣。然则今之武士，何以畏西边如死域乎？不及考虑远矣，徒虚语耳！……我国人终必以大言误国事矣。”

此后，光海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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