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所，亦不收铁课。

洪武二十五年曾经有一次大规模国家开炉冶炼，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明实录》记载：“各处续开炉冶，今已三年，而内库见贮铁凡三千七百四十三万余斤。上以库内储铁已多诏罢各处铁冶，令民得自采炼。而岁输课程每三十分取其二。”

开炉三年贮铁3743万余斤，应是原先各地规定的上交铁配额数量再加上开炉冶炼再减去消费后的结果。又过了两年半不到，官员报告库存铁不够用，申请重新开炉，朱元璋命令暂开炉一年：“工部臣言：各处铁冶久已住罢，今内库所贮铁有限，而营造所费甚多，恐岁用不敷。上令暂开炉冶一年，仍复住罢。”

由上述可见，明初官营产铁完全视政府需要而定，需要时在指定的铁冶所开炉冶炼，不需要时就停罢。民间产铁数量的规模则一直很大。

停止官冶后，冶铁工匠大多不会改行，只不过从为国家服务变成为个人谋利，产铁数量应不会下降，在利益驱动之下甚至会增长。

由于民间产铁数量不在明政府统计范围内，1847万斤更近于某个时间段内分配给各地的定额数字总和，在此之外的铁课则徒具形式，所以很难得到一个真正准确的估算。

明代宣德以后，官方账面上的铁课数字有很大增长，这主要是因官营铁冶效率低下逐渐废弛，而原先以官营代偿方式征收的铁课可能更多以普通铁课的形式出现。

所以这种铁课数字的增长不仅是产量增长，而且也是统计方式改变的结果。

宣德之后的铁产量增长过于惊人，从一些地方的铁课数字和明初铁产量定额数字的对比可说明一些问题：天顺五年山西阳城县民营铁课数量五六十万斤，折算成铁产量在800万斤左右；而洪武时期给山西的定额也就是1146917斤，光是一个阳城县的民营铁产量就已是洪武时期山西全省定额的七倍以上；嘉靖十年，广东省按照税银换算的民营铁产量为2764万斤，是明初全国定额总和1847万斤的1.5倍左右，仅广东一省就超过全国五成。

明初的广东配额为1896641斤，占据全国比例约十分之一，假设嘉靖时期民营铁产量占据全国比例类似，则此时全国民营铁产量当为2亿6923万明斤，换算一下，约为16万吨的产量。这和18世纪初欧洲钢铁总产量14万吨到18万吨在同一水平线上。

不过，不管以何种方式计算，“明代钢铁产量达到了历代封建王朝的历史最高水平”，“明代中后期的钢铁产量不仅创出了我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而且占据全世界第一位”。

明代民营冶铁的规模和技术不仅比前代有巨大进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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