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都是不会乱说的。

东林抗税，阻止朝廷收有钱人的税，山林矿产的税也不让收。

事实恰恰相反，在历史上这么干的正好是阉党而非东林。

前有东林成员汪应蛟开征商税，后有李起元提出征榷税，却被阉党骨干崔呈秀给否了。

杂项加派、关税加派其实都是东林党搞出来的。

汪应蛟《计部奏疏》，李起元《计部奏疏》，只看其中几篇奏疏，都是东林党在提议征税。

魏忠贤既没有能力解决财政问题，也没有能力保证边军军饷供应。

汪应蛟在天启元年刚当上户部尚书的时候，就提出了多项财政开源措施，比如：铸钱、典铺酌分、屯粮、抽扣工食、平籴谷仓、东征事例、房屋税契、抚按捐助、节省钞关银、僧道度牒、催兵部马价银、南直牧马地、南粮改折、库折布粟等。

这些也就是所谓的杂项，总共可额定征收约296万两。

其中典铺酌分、房屋税契就属于商税类别。

房产税契：凡有土地就有过割，有过割就有税契。

民间房产买卖之时，酌定税契每两征收二分，也就是房产交易税，额征近29万两。

典铺酌分：从事典当生意的商人，获利甚多。

将各省的典当铺按资产分成五等，每年分别征税十到五十两不等，额征19.5万余两。

后来正式还征收“优免丁粮银”，明代文武职官、举、监、儒、吏等类人员享有豁免一定的租赋、力役的特权。

现除生员依旧免征外，其余文武职官举监儒吏也酌收优免丁粮银，共额征44.4万余两。

这都是东林党搞出来的。

相反的是，在魏忠贤执政期间，甚至免除了陕西的榷税。

天启年间，一年的辽饷收入大概就有400万两，这还仅仅是辽饷。

左光斗在天津屯田搞得有声有色，左光斗管理屯田期间，积极提拔屯田人才卢观象，同时还主张把农政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主要标准。

除此以外，左光斗针对北方人不擅长种植水稻，而北方赋税要比南方要轻的特点，招募南方人来北方教北方人种地。

同时还开设“屯学”，这个“屯学”就是专门为屯军及其子弟设立的学校。

要想进入“屯学”学习，还需要学骑射；录取的屯生，还给予一定的土地让其耕种。

屯学童生还可以直接免去县试，直接院试。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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