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当明初专制强化完全归咎于蒙元，明初君权的扩张仍是继承沿袭了唐宋以降君权上升的汉族政治传统。

明朝人出于政治宣传，始终不遗余力地强调自身与汉唐宋的继承关系，否认与蒙元的关联。

朱元璋自称“远稽汉唐，略有损益，亦参之以宋朝之典”。

这也一直成为明朝官方的宣传口径。

从种族和军事扩张角度出发，论证明初朱元璋向汉族政治传统的收缩和“回归”，或者“江南本位”。

朱元璋自我作古，独创了一套政治制度。

朱元璋个人在制度创设中的决定性作用。

因此，洪武制度的影响只能以抽象曲折的方式进行，投射到朱元璋的意识里，然后在经过他的有意加工而作用于制度建设的。

显然，“名不副实”、“名同实异”的情形会更多出现。

但古经、古制对朱元璋的幽微影响，则是无可否认的。

朱元璋与大臣讲论经史、热衷古经的史实。

可以看出，朱元璋对古代经典是逐渐熟稔的，古代理想的政治秩序也确实是他所想望的。

朱元璋在洪武后期，确实参照儒家经典来施政，这与洪武中前期相比，确实形成了对比。

朱元璋至少是在治国理念上有参酌三代古经的愿望。

进一步而言，洪武时期在制度实践上，也未始不有古典经书的投射存焉。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废除丞相制度。

朱元璋后来声言：卒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

朱元璋所谓“自古”固属饰辞，但他确对古制有过研究，不能完全排除他回复古制的愿望和设想。

洪武年间官制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官名和新的机构名也不断浮现。

四辅官、大学士的设立，均为朱元璋比附经典、斟酌古制而成。

洪武时还曾仿照《周礼》，改给事中名为元士，后又改为源士。

朱元璋强力推行的《大诰》，定名亦来自《尚书》。

综而言之，朱元璋的制度来源，综合四种来源，蒙元，汉族传统，自我作古，远仿三代。

当以“多元到一元”来解读洪武制度的复杂来源。

“多元”即意味着洪武制度的来源多元，也是解读洪武制度的视角、进路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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