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着这种军队来保护自己治下的人民“免受流贼的侵害”，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

即使是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对于曹文诏的凶残行径也不得不俯首认罪，并认为他诛戮过甚、害民有术，从长远上看，不利于明廷的统治。

但以崇祯、洪承畴等为首的一干暴君酷吏却偏偏欣赏他的狠戾无情，把他当成宝贝。

那些没有心肝、一心只考虑自己荣华富贵的地主豪绅们也把他看作自己的一张护身符，这才编造出了“军中有一曹，流贼闻之心胆摇”这种口号给他和自己打气，实际不过是拾宋人牙慧。

基于以上理由，明廷命令山西、陕西的各位将领一同受曹文诏指挥，希望他能再立新功。

崇祯六年，1633年正月，曹文诏由于被自己的主子嘉奖，立功心切，对农民军展开了残酷的镇压，给义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明政府此时从上到下已经腐朽到了极点，崇祯又往他的军中派遣了监军太监，使得他处处掣肘，为农民军赢得了喘息的时间。

同时，曹文诏此人飞扬跋扈，与刘令誉起了冲突，遭到了对方的陷害。

兵部认为曹文诏仗着打了几回胜仗就骄傲起来了，于是把他调往大同。

由此可见，当时的明廷已经腐朽黑暗到了何种程度，但曹文诏还是执迷不悟，一心要维护这个政府摇摇欲坠的统治。

不过，就算他此时想反正，老百姓也不会放过他，他身上背负着累累血仇，自知已经自绝于人民，因此即使在朝廷内屡受排挤，也只能忍气吞声，夹紧尾巴做人。

这正是古往今来一切与人民为敌的走狗必然的下场。

他的遭遇在后世还引发了不少文人的叹息遗憾，觉得当时要不是奸臣当道，曹文诏定能镇压起义，再造社稷，但实际上，如果一个封建政权正常运转的话，它是绝不会允许曹文诏这种屠夫残害人民的。

曹文诏的诞生本身就说明这个政权已经病入膏肓，只能抱着对人民的无比恐惧和仇恨，把曹文诏这种人推上前台来。

曹文诏的凶狠和明廷的腐败是两位一体的，所谓奸臣当道，完全是欺骗世人的借口。

历史雄辩地证明了，整个明朝政府，以及支持它的万千地主儒生，是注定要灭亡的，谁要是不思悔改，那就是助纣为虐，必将被农民军们无边的怒火燃烧殆尽。

崇祯七年，1634年七月，清军入关西征插汉，回师时顺便进入了大同境内，攻占了得胜堡，之后围攻怀仁县以及井坪堡、应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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