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原耕作的范阳兵六屯在内，都于七月中开始翻耕，其中二分之一的土地急种荞麦，这便是《齐民要术》里所说的“秋收了，先耕荞麦地，次耕余地。”而一旦荞麦种下后，待到八月时便可在剩下一半的耕地里播种冬小麦。

荞麦至十月便可收获，得到第一批粮食，而后其地便休耕，至来年二月春耕时再种白粟；而另一半耕地上的冬小麦至来年五月可收割，这样便得到第二批粮食，这批小麦收获翻晒好后，就能于耕地上再种小豆、胡麻等绿肥植物；又到来年秋时，可同时收获白粟米、胡麻、小豆等，这便是第三批粮食——收完白粟米后，便可再种荞麦和冬小麦，如此的话便达到两年内收三次粮食的效果。

不过高岳清楚，这只能算是“两年两熟”，并不是很多资料里所说的，在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我国即能实现的“两年三熟制”，因为高岳的这种耕作模式只能说是“套种”，而非两年三熟所必需的“复种”。

所谓套种，就是把田地分区，各种各的作物，互不耽误；而复种，则是在同一田地，轮复种植不同的作物。

为什么复种和两年三熟这么先进的技术不用呢？很简单，因为泾州是“地广人稀”的局面（或者说在明清前，中国北方都是这样的情况，即人少田地多），对于营田的士兵来说，一家子都要负责一百亩地，你让他二年内对田地精耕细作，种完这茬又接着种下一茬，再收割数次作物，还要承担练箭任务，这种“复种”的疲累程度没人受得了。

而套种的负担就轻得多，耕作方式粗放些也毫无关系。

所以高岳身为一名历史唯物主义者，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才排在思维的首位：在地广人稀，人均田地很多的情况下，增大开荒田亩面积才是最实用的增产方式，而非采用不切实际的“两年三熟制”。

故而直到人均占地越来越紧张的明清时代，两年三熟制才真正普及推广，田地少了才会搞精耕细作以求增产，就是这个道理。

另外，他曾对段秀实说过，要于泾州推行稻麦双种法，后来经过缜密思索，也放弃了这个行为，因为稻子想要出产量，非得选到良种，开掘水利，精耕细作不可，这对军队营田来说也是得不偿失的，远不如种粟、荞麦和小麦等作物来得方便高效。

营田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百里城的设施也在慢慢完善，高岳和泾州军府里的姚令言商量好，派人前去泾州西诸多山岭里免费砍伐树木，再运来在城中，继续营建烽燧、旗亭、驿站和邸舍。

不久，得到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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