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他自己去百里为县令时，营田、筑城加上招辑流亡，各个都有很大成效，所以在考课时都是中等以上。

当然，那时候顶头上司朱泚对他真的也不错，毕竟地方官员的初步考核结果，掌握在朱泚这样的节度使手中，朱泚说他优秀，别人也没法子反驳。

也就是说，唐朝的官员考课，分为京官和外官两部分，京官直接归校考使负责，不过对韩愈这样的县令来说，最早担当他考课的，便是上一级的刺史。刺史每年都要巡察属下各县，便是看县令的工作情况（至于刺史自己也要考课，归更上一级的观察使、节度使管），然后刺史便把县令考课情况，和县令自己写的“考状”（自我总结），初步形成意见上报给观察或节度使，接着观察或节度使审核好，做成档案，再交给进奏院（唐前期为朝集使），最终还是由朝廷委派的校考使判定考课等级。

至于县令的考课标准，书上说得挺多，如《百官志》上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导风化，察冤滞，听狱讼”，然后就是“民田收授”之类的工作成效，但这不过是记录在书面上的东西，是中国古代对官员事务的idealized，也即是所谓的“理想化”表述，实际上历朝历代的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业绩，最关心的就一点，能不能收上来税，刺史也好，县令也罢，在中央眼里其实都是tax collector，即税务官而已。

就好比高岳当县令时，解决了军队吃粮问题，还搞到了不少马匹，在某种程度上也等于是超额完成税收的任务，形式不同罢了。

所以对县令来说，最根本的工作就是两种，一个是赋税征收，一个是户口管理。至于风俗、判案方面的事务，都是“旁枝末节”，它对县令仕途的作用，大概也仅仅存在于同样理想化的演义文字里。

代宗皇帝曾经下过敕文，里面就谈及刺史和县令的“课效”顺序，即“招辑流亡，平均赋税，增多户口，广辟田畴，清节有闻”，有成效者即能“超资擢授”。

看看，清节有闻排在最后，而户口和赋税是首位的，能招来流亡人口，便能增加税基，也能有更多的人力开辟荒田，养活更多户口，征收更多的税收，由此形成良性循环，才是朝廷最乐于见到的。

现在的皇帝下的敕文，更加明显，“户口增加，刺史加阶，县令减选，优与处分。”刺史能升官，县令也能减少任期结束后的守选年份。

“退之那个脾气，也不知道他能不能体会到朝廷敕令的精神？”高岳思忖。

而云韶则满心喜滋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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