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连差人都不需要。

整个任期中，抚宁县也就不多的几个治安案件和公务员贪污案件，其余的基本连案子都没有。所以抚宁县很单纯。

大名府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是私有资本制。人家地主和商号老板们的产业，当然不会接受几个百姓代表的监督。也就是说，在私有制下基本没有“深入基层”的土壤，若强行做必然冲突，在法理上就是有问题的。

譬如后世贼鹰的FBI如果没搜查令就想进某农场，绝对遭遇一群红脖子牛仔的拿枪对持。这还是司法部旗下暴力机构的待遇。

如果换做是“百姓代表”要进红脖子们的农场生事，若发生在四十年代以前就会成为农场主们的肥料，被猎狗咬死被猎枪干掉是合法的。

太阳底下大抵就这事，并不是后世的老爷忘记了“深入基层”的重要性，而是资本的土壤导致无法深入。这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法理区别所在。

那么在大名府就没百姓代表什么事了。差人队伍收农场主们的好处收惯了，也就不爱去。强行要去的话是出工不出力，且必须以类似“搜查令”的形势为游戏规则。

那么涉及到阶级的问题后，那份搜查令是否能签发不是看检察官意愿，而是几大农业财团在后面的政治博弈。

这就是大名府司法队伍只能打顺风战、而打不了硬战的原因。也是苏轼只能侦办“平民偷粮案”，办不了其他案子的原因。小苏的威性不够，他的领导也不授权（大魔王不是苏轼的直接领导）。

在这个环境里如果不想闯祸，不想让大宋第二经济民生重镇阵痛，纵使大魔王能做的也不多。带着一只只能打顺风战的司法队伍，那理论上当然只能吓人，只能打顺风战。想干其他和能力不匹配的事就要赔本，甚至赔上政治前途。

这些年王雱经历了很多，算是沉淀了。尤其到了现在，距离登入青云也就两步之遥。所以这个时期纵使王雱也是内敛的，嬉笑怒骂只是德行而已。于是所谓的“严打”只是低烈度，这叫试错。因为大名府司法队伍不具备打硬战的能力。

想调教一只能打硬战的司法队伍出来，理论上是能做到的。但要大动体制，要政治拉锯，这在大宋可比训练抚宁军新军难度大了两个量级。于是距离拜相只两步之遥的王雱，现在选择了部分隐忍。

除上述压力外，王雱也面临着另类压力，因为这个时候三司调查组也进北京了。王雱得去全力的应付他们，因为是包拯亲自带队，不是随便来个和稀泥的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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