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好比后世各大名校的附属中小学。陆谦没有直接砸了那些名老宿儒的招牌，实则更加恶毒也。

中国人于做官上的热情，根本不是所谓的道义、师生情谊、大义啥的可以阻拦的。尤其是在陆谦的声势蒸蒸日上之际。

如是，对比‘文学’上顺利的进展，从演武堂演化而来的武学，就开展不利了。

那各州府大学与国子监，虽然缺少名师教导，可是别忘了，陆谦麾下的科考与宋朝完全不同。政务、税务、司法，分门别类，陆谦早组织人依据实例编撰起课本来，宗颖做这个很用心尽责，结果也颇好。如此，那些讲师便只在课堂上照本宣科，下面的学子拿着课本用心钻研，科考之上一样可扬名。

而齐鲁本地的那些书院，即便有名老宿儒教导，那所学与所考，驴头不对马嘴，一样是完蛋。而那些名老宿儒若是也改随“国教版”，那么，他们一身所学也就废了大半了。

陆谦此举叫齐鲁本地历经清洗之后残存的士林中人大为不满，近乎是有一个算一个，都在高声攻击着陆谦离经叛道、大逆不道。但这叫嚷有个鸟用哦。陆谦要的是实打实的做事之人，不是那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

这引导中华文明方向，改变正在走向陈腐的儒家，于陆谦眼中，那就是要从改变科举，改变天下读书人做官的路径着手。就像当年的王安石，如何推广自己的理念？那就是科举。

熙宁八年，耗时三年的《周官新义》、《诗经新义》、《书经新义》编撰完成，合称为《三经新义》，其中《毛诗义》二十卷、《尚书义》十三卷、《周官新义》十六卷，而又以《周官新义》最为重要，是作为托古改制的熙宁变法的理论根据。一个月后，《三经新义》便被神宗皇帝颁赐给宗室、太学及诸州府学，作为全国学生必读的教科书和科举考以的依据。

如是，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三经新义》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也依旧源源不断的为新党输入新鲜的血液。知道蔡京之流彻底的把‘新法新党’的招牌砸烂。

文学上陆谦不以为意，一群书生的叫喊，仅此而已。反正他在天下士林中的名声早已经坏透。估计也就比方腊好一些。后者对于官吏的手段过于酷烈，虽然他们的心情值得理解，朱勔一党流毒江南七八年，本处百姓苦贪官污吏久矣。

陆谦的大清洗下，一地士绅、读书人，多少也能留下一半。摩尼教义军所过之处，则几乎斩尽杀绝。

陆谦实则更关心武学。国子监与武略院都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师资力量不足。只是区别在于，文学这边的这一难题被现实大大的缩小了，而后者却被放大了。

国子监的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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