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分工的人，因为不再从事粮食生产，也有没有饭吃直接饿死的危险，因而让那些思想保守的人对新兴的行业位置如蛇蝎。

非但如此，人们的舆论压力，也让在意这些议论的人不堪重压。

什么标新立异、不务正业、好高骛远、轻浮淫逸这样的标签，动不动就给这样的人贴上。

而那些本来就是农家出身的人，一旦这样的标签上身，一辈子就和持重老诚这样的品质永别了。

而忠厚老实的品质是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基本要求。

也就是说，一旦一个人从事工业商业有关的事情，那么就和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这样的唯一光明大道绝缘。

除了这样的被正统社会所排斥，还有其它恶劣后果。

比如，那些盗贼知道工商业者一般有钱，最喜欢打劫这样的人家。

还有一旦遇到军国急需，这样的工商大户先就会被当作出血的对象，让他们输捐，甚至倾家荡产报国救难。

与此同时，当这些工商业者遇到灾祸的时候，那些国家机器的保护良善的职能，则不会对他们一视同仁地救援，更别说优先照顾了。

士农工商四业，谁让你排在最后？

无商不奸、为富不仁，这些都是他们永远摘不掉的帽子。

到了满清朝代，世情一遍，这个矛盾更加复杂。

因为涉及到中外通商，门户开放的问题。

问题的实质，也成了到底怎样对待外来的那股势力。

实际上还是一个悠久的历史的问题，是否坚持重农轻商、如何重农轻商的问题。

因此，以曾国藩为主的开明思想家就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

这个主张至少反对了两种极端的主张。

一个主张是完全的门户开放，照搬西方那一套，放弃中华上国悠久的国策。

另一个主张就是彻底的闭关锁国，把所有西洋的东西完全摈絶与国门之外。

由此可见，这个看起来是学术流派之争，基本上是国体之争、是政治制度之争、是总体经济框架之争。

这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表面上比较公允比较中庸，也确实是当时唯一合适的主张，但是它的本质依然是重农轻商、抬高农爷抑制度工商业，还是没有认识到工商业的重大作用，没有把工商业放在它应有的位置上。

不过，工商业是压不住的一股自然力量在社会分工中的体现。

尽管有官府和孔孟之道的联合打压，他们依然顽强地生存和展起来，为自己代言，出很强大的声音。

今天这个机会，他们也来声。

这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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