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身在为政方面也颇有天分，所以进步很快，在北魏太子群里，算得上是佼佼者，为了督促农民耕种，稳定国家根基，特别规定：“没有牛的农家，可以向有牛的农家借牛耕种，然后替有牛的农家耕田，作为回报，凡自耕22亩，就为牛主人代耕7亩，大概以这种比例计算；让农民在地头标出姓名，借以考察他们的勤惰，同时禁止人民饮酒和游戏。”

禁酒禁娱难免有扼杀天性之祸，但这些举措却让北魏的耕地面积爆涨数倍，粮食产量也翻了几番，总体而言利大于弊。

虽然北伐无功，但能注意到太子的潜力，似乎也是件好事，只是相比之下，恶事的影响更宽大一些。

拓跋焘这些年来已习惯了胜利，这一次讨伐柔然虽也算不上失败，但毕竟是和胜利完全扯不上边的，这对拓跋焘而言无疑是沉痛一击，拓跋焘在愤怒之下做了许多冲动的决定。

444年正月12日，拓跋焘下诏：“王公以下直到平民，凡私自在家供养佛教僧侣，或男女巫师，应全体送交官府，正月25日后，如果仍留家中，僧侣巫师处死，主人全家斩首。”

过了两天又下诏：“王公部长级官员以及国务官级官员的儿子，一律送到国立大学读书，工匠商人的儿子，应继承父兄的行业，不能私自设立学校读书，凡有违背者，教师处死，当事人全家斩首。”

这两项处罚措施可谓凶残之极，即便在噬杀的乱世环境下，都让人闻之色变。

受到崔浩的影响，拓跋焘对佛教没有半点好感，又听闻后赵时的种种，更对佛教产生抵触，但因此对佛教赶尽杀绝，似乎有些因咽废食的意味，佛教之所以在北方昌盛，与其教义等方方面面都脱不了干系，不能对其采用一刀切的办法，无视其对社会的贡献。

可惜拓跋焘这种非彼即此的逻辑，不存在任何中庸的机会，怎么也解决不了宗教信仰这个复杂问题。

当然佛教旺盛的生命力，并没有因为拓跋焘的灭佛政策而完全消失，民间信佛的人仍旧不可胜数，长江以南则更加兴盛，未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壮观场面，更是把佛教推到了一个高处不胜寒的位置，比本土的儒教和道教还更灿烂。

除了残酷地屠杀异己和强行划分阶级，拓跋焘还下令彻查北伐失利的缘由，最后确定是因为中山王拓跋辰、京畿及全国部族总监薛辨、政府行政官奚眷等八个将领，未能按预定时间抵达目的地，才使得魏军丧失了剿灭柔然的良机，才使得大批官兵死于非命。

常言说罚不责众，但拓跋焘可不管那么多，把这八个将领全都绑到平城南郊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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