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最是自负自己的才学，得知此事，大为受用，便也上疏推荐二人，说他们有著书立说的才能，并与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没过多久，闵湛和郗标同时建议崔浩把《国记》刻在石碑上，用以显示作者的正直无私、秉笔直书的精神。

崔浩被捧得忘乎所以，竟然同意了这一行动，于是把《国记》刻在石碑上，竖立于平城南郊，就在皇帝祭天神坛的东侧，方一百步，共花费三百万钱才最终完成。

石碑排列在交通要道的十字路口，人流量巨大，凡是看到的人，无不瞠目结舌、议论纷纷。

尤其是鲜卑人看到后，大为愤怒，认为崔浩刻意暴露他们祖先的罪恶，破坏国家形象，一鼓脑地上疏请求严惩崔浩。

拓跋晃大为兴奋，从中好一番煽风点火、添油加醋，把崔浩打造成了全民公敌。

此时朝野上下尽皆看清了政局的风向变化，崔浩固然是三朝元老，功勋之高，朝中无人可比，但比起太子这颗明日之星，大家立刻就做出了选择。

于是崔浩瞬间成了孤家寡人，四面八方全都是对他恶意中伤的仇家，且都极具刨根问底之才，除了国史一案，甚至连崔浩年轻时拈花惹草，小时候偷梨窃桃一类的往事也扯了出来，好像崔浩所有的功劳都比不上所犯的错误，简直就是罄竹难书、十恶不赦的大罪人。

拓跋焘迫于外界压力，另一方面自己也确实比较生气，下令让主管部门侦查处理崔浩和皇家图书馆所有官员的罪状。

高允是编写《国记》的一员干将，本来难免受到牵连，但他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太子的老师，也即拓跋晃的人，所以命运就和崔浩截然不同。

崔浩被捕时，拓跋晃特意把高允叫到东宫留宿一夜，躲开了执法机关的调查，并嘱咐他应付皇帝的对策，然后第二天就带他一起到宫里面圣。

拓跋焘于是得以欣赏到一场别开生面的对口相声，逗哏高允，捧哏拓跋晃。

见到拓跋焘后，拓跋晃先开口说：“高允小心谨慎，而且地位卑微，一切都不能作主，文章都是崔浩所写，请饶他一命。”

拓跋焘一脸凝重地转过头问高允：“国书都是崔浩写的？”

高允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谈：“《太祖记》是前任档案官邓渊所写，《先帝记》及《今记》是我和崔浩一同执笔，但崔浩兼职太多，对撰写国书一事，不过总揽大纲而已，至于实际工作，我比崔浩多出两倍。”

拓跋焘大怒：“高允的罪比崔浩更大，怎么能不死！”

拓跋晃赶忙解释说：“皇上盛怒之下，高允一个小官惊慌过度，失去条理，我从前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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