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翻个三四番都不一定能拿的下来。产业也好，后路也好，加上弟兄攒下的薪饷和战利品，足够弟兄们轻松愉快的过完下半辈子。

这么大一笔意外收获，不拿出一部分来做善事是会遭天谴的。重庆这两天的粮价已经涨到了162元一石，寻常小公务员的工资不过35到45块，科长级别也不过70至80块。单身汉住竹棚，收入全花在吃饭上或许能凑合养活自己。可是拖家带口的那些人就惨了，有门路的会弄些外饷，没门路或者老实人只能出入当铺和旧货市场。听说成都那头更惨，粮价十月头就突破了200元一石有记录称，1940年重庆一石大米为160斤，亦有人回忆1市石为140市斤或120市斤纵是县长、处长之类的高官，仅仅凭工资也是养活不了家人的。

滇缅公路开通以后，东川那头用新组建的木炭卡车车队送来不少物资，其中有不少缅甸产的罐头和白糖，甚至还有咸鱼干，用来赈济灾民最合适不过。

之前刘富贵在重庆买了三千亩地，粮食种子用的是这两年新培育出的“中农34号”，灌溉站几乎是日夜不停的在运作，又有外国化肥在那里撑着，今年的大旱倒是没对自家的收成造成太大影响。

三千亩地，平均亩产量643斤1939年水稻平均亩产369公斤，但当时重庆气温属于一季稻有余、两季稻不足。收完稻子后地里又种了些山芋和土豆，这些东西产量大，侍弄起来也容易。

湖南、四川、云南、陕西、山东鲁南、江苏苏北、广东潮汕是重灾区，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是常态，其他地方也并非乐土，河北等八个省份只是略好一些。

曹二宝从库存的玉米里拨出三千万斤，一半运进陕西、一半运往洛阳。赵诚在滇缅公路开通以后组建了一支有六百辆木炭卡车组成的车队，日夜不停的缅甸运回粮食。粮食分出三分之一在云南赈灾，三分之一运往长沙，剩下的都用来在四川招兵。

刘富贵有自己的打算，他的救灾计划将在成都等几个粮食价格最高的地区展开，他帮不了所有人，但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强。每天三千斤粮食，再在锅里放上些白菜和土豆，足够七八千人活命。

除了粮食，赵诚和刘富贵他们商量后决定，再投入两百美元的款子。直接把钱给老蒋的手下绝对不是一个好办法，那帮人会毫不犹豫的把一半装入口袋，剩下的那一半会换个方式拿走。与其让灾民们一边吃着发了霉的粮食一边咒骂，不如自己多花些功夫。

杨森司令、范绍增司令和李甲豫司令在川内的关系都被动员了起来，与争名夺利无关，只是川军袍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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