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他们恐怕都已经告老还乡了。

这也是没有官员直接反对的主要原因，要是直接触及他们的权益和利益，哪怕朱瞻基是监国太孙，也会又无数的官员来反对这项政策。

就在朱瞻基的《少年中国说》在大明掀起一阵沸腾的时候，全国数十万学子都被这篇文章激发的豪情百丈。

然后，整个大明很快就被各地的揭榜给吸引了注意力。

从洪武年间到永乐年间，因为国泰民安，学子的数量增加了十倍有余。

洪武元年，全国参加会试的学子只有两千人，这些人几乎每个人都被授官。

到了永乐二年，参加会试的学子就超过了一万人，而且因为靖难之役的耽搁，那一年的会试人数达到了一万四千九百三十八人，差六十二人就达到了一万五千人。

随后每年的会试人选屡屡上升，应天府的大明贡院，一共修建了两万个号房，供全国的学子考试。

而且，大明的科考并不仅仅是一科，仔细分来，总计有五十一场分类考试。

只不过，除了科考，其他学科的考试，考上的大部分只能为吏，不能为官。

像太医院的医生，户部的会计，刑部的捕头，兵部的武状元，工部的工匠，他们都是通过这种考试晋升为吏的。

也就是说，大明其实不缺少专业人才，只是将儒家的地位抬的太高，压制了其他学科的为官之路。

明朝第一次会试，录取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但是到了永乐年间，录取率就直接跌到了百分之十左右。如今每一届的会试，总人数大约一万六七，选出的三甲进士人数都在一千三百人左右。

而且，这还是经过了县试，府试，乡试之后淘汰出来的学子。

按照乡试的录取率大约在百分之五左右，可以算的出来，大明的秀才人数已经达到了三十万人，举人的总人数也超过了两万人。

八月下旬的揭榜，有人欢喜有人愁。而大多数中举，并且决定参加会试的举人们，一个个就开始收拾行囊，准备到京城备考了。

明年春天的会试，太孙殿下加了海外时务和算学，虽然比例不大，但是这对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学子们来说，多学一点东西，也就更有把握一些。

而所有关于海外时务，还有算学的书，当然是应天府最全。

虽然到了京城的开销会大一些，但是能够与全国的学子一同探讨学问，共同学习，进步也会更大。

揭榜了之后，从八月初就被隔离的礼部官员们，不管是外帘官，內帘官，还是主考官，都如同打了一场艰难的战役。

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所有人都被圈禁了起来，除了主考官还稍微有一点自由，能在院子里活动一下，內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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