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拨钱了，实际的结果就转移负担给农民。农村包括修路、通电、电话、盖学校都要靠农民集资，而农民出钱之后，这些东西的产权却不是农民的。

接着又是94年税改，地方政府没钱，搞得市县级别也从农民身上捞钱，农村负担呈几何倍提升。

农村，农民，似乎一下子被遗忘。

宋维扬想要搞这个论文的最初目的，是因为喜丰的产品只能卖到县一级，村镇市场的收益几乎为零。他从那些数据中发现，中国农村的经济是崩溃的，而此时有九亿农民，这九亿农民丧失购买力，还谈什么拉动内需？

不调查没有发言权，通过跟小卖部老板的一番交流，宋维扬发现，90年代的农村改革并没有像他想象中那样放缓，而是加速了！

农村改革的速度，远远超过城市改革和国企改革，只不过农村改革的方向跑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