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回忆着前世看的堀北真希《乌梅酱先生》、结合如今的切身体验，分析道：

“要在站前广场和候车大厅里看电视，区区十几寸的屏幕，让人隔着几十米围观，根本看不到什么。电视机尺寸再大也也没用，充其量只是一个影影绰绰的印象。

所以关键是要给电视机配很大功率的音响，而且最好分不同位置放好几个。靠bg和台词来让观众感受氛围。

说白了，还是免费广播时代的传媒套路，只不过比广播稍微多了点辅助脑补的提纲性画面。毕竟视觉信号的共享性太差了。不如大功率喇叭，随便一吼让整个体育场几万人听见都很轻松。”

“行，这事儿我下个月就开始操办。”韩婷也是懂点儿宣传理论的，听了深以为然。

这也是为什么明明30年代电视在西方就出现了，却整整20年都没能成为大众传媒和宣传工具、罗斯福和希特勒仍然在借助广播——因为广播是对受众富裕程度门槛最低的宣传方式，哪怕赤贫的乞丐，在街上一坐，照样能听到总统的“炉边谈话”或者元首的“意志胜利”。

同样的，很多人恐怕都没想到，一直到985年为止，其实全中国合法收入最高的文娱传媒演艺界人士，是说书的单田芳老师。

人家早在92年最困难的时候，还没上电台，光靠小场子走穴就能赚四五千一个月，有十几块劳力士手表。79年后上了电台，按收听率有奖励，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虽然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给出的收听率奖励极低极低，但架不住最后统计上来有亿人收听。（当时电台没那么多节目，会轮播。所以重播的时候你还开着收音机，会被统计两次。这是算法导致的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