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发挥功能的棋子，澹台云风是没有必要亲自来一趟的，此番前来，除却参与苏伊士运河开通仪式，更重要的是就苏伊士地区租界问题，与奥斯曼帝国达成一致。

帝国第一批登陆苏伊士港的商人要追溯到五十年前的一批走私商人，而在裕王西征，与奥斯曼帝国关系密切之后，苏伊士地区才开始逐步的向帝国开放。

十几年的时间，苏伊士地区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帝国人口，同时还有大量东南亚乃至日本的移民。这些移民在苏伊士地区都接受帝国保护，因为文化和生活习俗的问题，他们更多的与帝国同心同德。

在运河工程和西津移民的高潮时，苏伊士地区的东方族裔规模超过了七万，现在运河开通，下一步的疏浚、扩张计划用不了那么多的工人，导致不少东方劳工回国或者前往其他地方发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苏伊士地区的东方族裔也超过了五万五千人。

这些人中，至少四万两千人分布在苏伊士港，中途市有接近一万，其余分布在沿途的村镇、补给站等地，塞得港最少，只有千余人，大部分还是来往的商人。

以往这些人要么是苏伊士运河公司的雇佣工人，要么是来往商人和移民，定居者都生活在奥斯曼帝国特许的东方社区内，后来，在苏伊士与中途市，帝国拥有了租界。但是规模很小，仅仅是用于生活居住，无法从事工农业生产。

要说起来，帝国的租界政策比建国的历史还要长，帝国的第一个租界设立在广南国，从那时起就获得了治外法权。后来在印度各国、南洋各国与日本也相继获得租界，同样，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战争结束后，为了给荷兰在南洋的人一条活路，帝国也给予了荷兰人在爪哇的一些有时间限制的租界。

租界的出现，保护了帝国百姓在其他国家的权益，整体来说对帝国是有利的，但也带来了一些恶劣的影响。

租界之所以叫租界，有两个重要的权柄，一个是治外法权，即在租界内行使的是帝国法律而非所在国的法律。这一点是必须的，毕竟那些国家要么是封建王权国家，要么索性就是未开化的部落。有些没有法律，有些法律很粗放，而且各国的法律与帝国法律相差很大，习俗差别也大。

第二个权柄就是行政自治权，即租界内的行政事务不由所在国管理。

这两项权柄是为了维护帝国百姓的利益，却也被一些人利用，按理来说，商人在租界内要遵守帝国的法律，但因为租界是行政自治，不受帝国政府管辖，往往结果是，租界内的人既不遵守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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