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朝廷上下的漕运问题，而且可以促进粮食市场的繁荣，甚至可以促进资本主义萌芽。

但问题是，中国古代一直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很低，短期内根本不可能形成一个以民间商人为主体的粮食调剂市场。

也就是说，当时的政治体制与李骈构想的粮食改革政策根本不配套。所以，李骈的改革方案一出台，便遭到了时任丞郎的王铎的质疑。

王铎认为如果官粮从京城市场上采购，将会导致京城的粮食供应紧张，价格大涨。而从江淮运粮充实关中，还有另一个重要作用，可以救济沿途许多贫苦百姓。

显然，把漕运的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才是王铎的主张。但是，由于李骈的改革方案看上去对朝廷有利，最后仍然得到了皇帝的批准。

方案推行后，果不出王铎所料，京城粮价猛涨。粮食与百姓生活休戚相关，粮价大涨马上引起了京城百姓的强烈不满。

而商家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则趁机囤积粮食。朝廷想从京城市场上收购粮食，居然没有商家愿意卖。

一系列连锁反应大大出乎李骈的意料，不到十天，李骈便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请求辞职，乖乖地摘下了头上的乌纱帽。

徐齐霖思来想去，也认为依靠民间商人的运输不靠谱。民以食为天，若因粮价暴涨，或是闹出饥荒，这可不是小事。

既然民间商人承担不起这个重任，那就换一种思路，由大盈库来管理这个航运公司，对运输的物资进行调控。粮多了就改运布帛钱财，还能减少运量。

同时，南北货物的交流也能掌控在手，从更高的层面加以调控，尽量使运输船只来回不走空，提高运输的效率。

只有这样，才能把漕运的费用真正降下来。要知道，别看开陆路绕过了砥柱之险，运费降到每石七百文差不多已是极限。

当然，七百文已经是节省了三成，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但对于徐齐霖来说，还想更进一步。

漕运嘛，主要是南粮北运，或者是换成布帛钱财。而船只再往南走，便几乎是空船，相当的浪费。

至于那些运货买卖的商人，则需要另雇船只，花费既高，又很辛苦麻烦。

嗯，算是国营的航运公司吧，只有这样才能够为国家着想，而不仅仅是赚钱，甚至是囤积居奇，发国难财。

徐齐霖觉得已经考虑清楚，便开始提笔书写，上奏朝廷。

“徐丞。”一个小官吏进门躬身，呈上《民声报》，说道：“刚刚送到的。”停顿了一下，他又有些犹豫地问道：“徐丞看过，能否让下官也读读新闻。”

徐齐霖点了点头，笑着说道：“这算什么，我看过之后便送与你了。”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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