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州县，量地远近互分定，岁终巡遍”。

如江南东路，漕司置于建康府，宪司置于饶州，仓司置于池州，理宗时，救恤灾伤放税，真德秀即建议，将江南东路的州县分成若干小区，“建康府、太平州、广德军常(当)责之安抚转运司，宁国府、池徽州当责之提举司，饶信州、南康军当责之提刑司”。

由于一路的军政机构分散在数州，因此，有重大议案，就须诸司至1地会议。

如河东路提刑司在太原，哲宗时，毕仲游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说:“比缘岁事，出至旁近郡，欲归而得漕台公移，会议役法，因径到上党，论有不决者，少为淹留。及归太原，始得所赐教翰。”

因此，宋代的路级政区与政府实际上是复式合议制的高层政区与政权机构。

与前此历朝单式一长制高层政区与政权机构迥异，是有宋一代在我国地方行政制度建设上的创新与贡献。

所以宋朝是以转运司为主体的地方行政体制。

因为宋代路级诸司之中，以一路首州知州兼任的帅司地位最为尊崇。

转运司次之，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又次之。

宋朝官职有职、官、差遣之别。

由于差遣为治内外之事的实职，故时人“以差遣要剧为贵途”。

至于唐代以来的职事官，宋时已蜕变为寄禄官、阶官，仅“以寓禄秩、叙位著”，故不为时人所重。因此，衡量路级诸司的地位，当以差遣高低为别。

宋朝差遣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大抵已有条贯。

仁宗嘉祐时(1056年-1063年)，司马光所上《十二等分职任差遣札子》，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实际运作的情况。

他是这样划分的:“宰相第一，两府第二，两制以上第三，三司副使、知杂御史第四，三司判官、转运使第五，提点刑狱第六，知州第七，通判第八，知县第九，幕职第十，令录第十一，判司簿尉第十二。”

“其余文武职任差遣，并以此比类为十二等。若上等有阙，则于次等之中择才以补之。”

十二等差遣又可分为两个层次。

其中，知州军以下为常调差遣，而提点刑狱以上则为出常调差遣。

因此，转运使资序要比提点刑狱高。至于后出的提举常平则在提点刑狱之下，约与知州相当。

但是，北宋一路首州知州则不然，多由朝廷侍从乃至退位宰执等重臣充任。

对于帅臣的资序，范祖禹说得很清楚，他说:“将帅之选，多出于监司。”

“先自远路，渐擢至京东西、淮南，其资望最深、绩效尤著者，乃擢任陕西、河东、河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及成都召为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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