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术”，到后来又逐渐演变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治主张。

还包括1862年冯氏撰写《上海设立同文馆议》，并建议在上海、广州也设立同文馆。

论文中还谈到了中国翻译事业的希望与前景:“至西人之擅长者，历算之学，格物之理，制日尚象之法，皆有成书，经译者十之一二耳，必能尽见其未译之书。如能探赜索隐，由粗迹而入精微，我中华智巧聪明，必不出西人之下，安知不冰寒于水，表出于蓝”～

此外，清代西学东渐催生的第二个新生事物就是各地翻译会馆的建立。

将西书变为中文，将西学转化为中国人理解的知识。

例如咸丰末年，英法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政府再次败北，又再次被迫与洋人签订了割地赔款的耻辱协议。

此时，清廷上下官员意识到与外国交往，学习外语，了解外国，翻译外国书籍的必要性。

于是1861年恭新王奕沂等人提议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处理外交事物，部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

奕沂在当时的奏折中写道:“查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辩，一切隔膜，要望期能妥协，从前俄罗斯文字曾例定设文馆学习，具有深意;今日文视为具文，未能通晓。似宜量为鼓舞，以资观感。｛醉书楼小说网,体验最新最快阅读www.\\zslxsw.//com｝”

可见翻译是洋务运动派实现其政治理想的一个重要途径。

而洋务派是改良派之后的又一个保守地主阶级，他们倡导译西书，与外国进行通商，但思想上却是保后天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奕沂等。

掌握中央和地方军权的官僚以马建忠、王韬、容闳等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和出身买办行列的企业家和经营者如郑观应、唐廷枢、徐润等，同时还包括一大批科学家如李善兰、徐涛、华衡芳。

所以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不断分化更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演变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

他们认为“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于是李鸿章便倡议说:“中国欲自强，则英如学习外国利日;欲学习外国利日，则英如寻制日之日”。

于是洋务派创办、制造局，制造兵器，并开办学馆，培养译员，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于是开成了第二次科技翻译。

到了同治元年，同文馆正式开办，奕诉再次上书同治皇帝，请奏聘请外国教师，到同文馆任教;“臣等伏思，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诸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国均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今无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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