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实上朱元璋挟各府将军、中尉在家行奸妓之禁，既已阻断了朝廷官员与女妓私密接触的机会，女妓不能进入仕宦家庭，自然也就消除了仕宦家庭蓄养女乐的可能。

仕宦家庭蓄养女乐遭到禁止，蓄养男乐同样是不可能的。

一般来讲，家乐成员来源有两类，或由家庭内部成员诸如妾自行构成，或由买进的外来人口充任。

朱元璋禁止业外人员涉足剧坛演出、以及禁止倡优与仕宦通婚的禁令，已经阻断了家乐成员来源的第一条途径;。

此外，明律又对公侯和品级官员使用奴婢作出明确规定“公侯家不过二十人，一品不过十二人，二品不过十人，三品不过八人。”

民政表面看来，官宦使用奴婢属于合法行为，而实际上这条律令则是朝廷对官宦使用奴婢的规限，即官宦可以使用少量奴婢来完成必要的日常杂务，蓄奴婢以供娱乐显然是不允许的。

此项规定可谓阻断了家乐成员来源的第二条途径。

再者，蓄养家乐需要大量的财力作为基础，建国之初，朱元璋大肆“芟夷豪族，诛求巨室，于是人以富为不祥，以贵为不幸”。

在这种政治环境下，个人失去了占有巨额财富的可能。

再说即使拥有蓄养家乐的经济实力，也因惧怕遭遇不测而不敢显富;所以当时实已杜绝了蓄养家乐的可能。

及至宣德年间，此项禁令曾一度放松，官宦于妓馆娱乐之风渐行。

但因这类行为放浪悖礼，致使朝务多废，难为朝政所容;因而朝廷很快又重申戏曲禁令。

包括为了遏止此风，在都御史顾佐的奏请之下，朱瞻基下令尽行革去官妓之制。

此番官妓制度的废黜，昭示明廷禁止仕宦蓄养家乐的坚定态度。

依明代律政，一般前朝制定的政策，尤其是洪武朝制定的政策，往往会成为后朝恪守的准则。

朱元璋生前对此曾做出明确要求“自古国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后，永为不刊之典。即位以来，劳神焦思，定立法制，革胡元弊政。至于开导后世，复为祖训一编，立为家法，俾子孙世世守之。”

可见明初对戏曲所作上述禁令，本意是要确定朝廷管理戏曲的主要依据。

但到了正德之后，由于纲纪严重废弛，这些规定再也无法被严格推行下去了。

这具体表现为第一，明廷颁布的政令主要是通过由上而下层层转传的方式来告知民众。

而在正德之后的政令传达与执行过程中，当事者往往会对政令内容随意删减，致使上级政令因遭过滤而不能完全落实执行。

还有朱元璋对搬演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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