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科大老校区那棵银杏树，苏砚找人量过。

树高二十六米七，胸径八十三公分，树龄少说也有一百二十年。她第一次来看这棵树，是和陆时衍领证后的第三天。那天飘着细雨，陆时衍撑一把旧伞，伞骨有点松，风一吹就晃。她跟在他身后半步，看他的肩头被雨打湿了一小片，心里忽然觉得很安静。像一段跑了太久的代码，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断点。

“我爸以前常来这儿。”陆时衍说，“那时候我还在读小学，每次挨了训，他就带我来这树下坐一会儿。买两串糖葫芦，我一串，他一串。后来我长大了，他一个人来。”

苏砚“嗯”了一声，把手插进风衣口袋，摸到了一颗不知道什么时候放进去的薄荷糖。她把糖纸剥了，塞进嘴里。凉丝丝的，像这秋雨。

石凳就在树的正南边，灰扑扑的，表面被磨得发亮，像一块用了太久的砚台。苏砚在石凳上坐下来，抬头看那满树半黄不绿的叶子。雨打在叶子上，沙沙沙，像无数细小的叹息。

“他说过，这石凳的位置最好。”陆时衍收了伞，在她旁边坐下，“夏天有风，秋天有叶，冬天太阳斜着照过来，刚好晒到膝盖。春天嘛，春天就全是毛毛虫。”

苏砚笑了一下。她很少笑，但那天她笑了。陆时衍多看了她一眼，没说话，只把伞靠在石凳边上，让那松垮的伞骨彻底散了架。

“你爸是个什么样的人？”苏砚忽然问。

“一个很闷的人。”陆时衍想了想，“话不多，但每句话都像钉子，钉进去就拔不出来。我后来做律师，很多习惯都是跟他学的。比如说话之前先想三遍，比如不管多晚都要把案卷再翻一翻，比如……跟人吃饭的时候，总要把对方的杯子先倒满。”

“听起来是个好父亲。”

“是。”陆时衍顿了顿，“可他走得太早。我还没学会怎么当儿子，他就急着去当个好人了。”

苏砚没再问。她望着远处那个空荡荡的校门，雨雾把一切变得模糊，像一张对焦失误的照片。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父亲破产那天，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抽烟，背影也是这么模糊。那时她躲在门后，不敢上前。后来她无数遍问自己，如果当时走出去，说一句“爸，没事”，一切会不会不一样。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就像这棵树，站了一百多年，也不回答任何人的心事。

那天回家后，苏砚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了一段话：

“我这一生做过许多决定。大多数是基于数据和逻辑，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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