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

“我不保房子。”苏砚说。

陆时衍转头看她。

“房子拆了就拆了，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我认。但这棵树，”她伸手贴在树干上，掌心粗糙的树皮硌得她微微皱眉，“这棵树得留下。还有那条石凳。”

“留树不拆房，这在法律上是个悖论。”陆时衍说，“征收是整体性的，不可能只保留一棵树。”

“那就创造先例。”苏砚收回手，转身往巷子里走，“你在法律上想办法，我在其他方面想办法。银杏巷的这棵树，是这条街上唯一活着的历史。你拆了它，就是把这条街的根拔了。”

陆时衍跟在后面，没有反驳。他知道苏砚一旦用这种语气说话，就意味着她已经做了决定。在律所干了这么多年，他太清楚一个道理——不要跟一个已经做了决定的女人争论，除非你想输。

巷子深处，卖煎饼的瘸腿老赵正坐在门口择韭菜。看见苏砚和陆时衍走过来，他招了招手：“你们也看到公告了？”

“看到了，赵叔。”

老赵叹了口气，把手里那把韭菜往盆里一扔：“我在这条巷子卖了三十年煎饼。房子是租的，拆了我可以搬，但那些老主顾怎么办？住巷子口的王老师，每天早上五点半来买煎饼，吃了十八年。住巷尾的小刘两口子，刚结婚那会儿天天来，现在孩子都上初中了，还来。这煎饼摊不只是个摊，是这条巷子的钟表。拆了，钟就不走了。”

苏砚蹲下来帮他择韭菜。老赵看了她一眼，笑了：“你这么大老板，还会择韭菜？”

“我小时候住筒子楼，我妈在楼道里做饭，我帮她择过。”

“你妈做的饭好吃不？”

苏砚择韭菜的手停了一下。“不好吃。”她说，“但每顿都做。”

老赵点点头，没再问。

那天晚上，苏砚和陆时衍坐在银杏树下的石凳上，一人手里捧着一碗从巷口酸辣粉店打包的粉。这家酸辣粉店开了十二年，老板娘是贵州人，粉条劲道，酸辣够味，比苏砚自己做的好吃——苏砚承认这一点用了三个月。小银在旁边的石凳上写作业，铅笔在本子上沙沙响，偶尔抬头看一眼头顶的银杏叶，嘴里嘟囔一句“好多蚊子”。

“我查了。”陆时衍放下碗，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区住建局的征收决定，程序上确实有瑕疵。根据城市规划法，涉及古树名木保护的片区改造，必须经过市园林局和规划局联合审批，并且要出具古树移栽方案和存活保证。这份公告里完全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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