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笑了一声，鼻子里喷出个气音。笑完把信纸翻回来又看了一遍，忽然说：“我妈确实有只青花碗，我小时候见过。后来搬家找不着了，我妈念叨了好几年。”

陆时衍把一摞信递过来：“这摞日期晚一些，看邮戳——不对，没邮戳。看日期戳，应该是你爸辞职之后写的。”

苏砚接过来。最近这摞信纸换了，从红头稿纸换成了普通信笺，抬头印着“沪杭律师事务所”，信笺右下角还有个小小的Logo，陆时衍认得——那是他爸当年待的那家所，叫“正源”，九十年代末就散了。

苏砚抽了一封拆开，她爸的字迹比之前潦草了，像是赶时间写的：

“秀兰：今天老陆来找我喝酒。他跟我说，他不想在法院干了。我问为什么，他说有个案子，上头有人打招呼，让他‘看着办’。他说他‘不了’，准备脱了法官袍出来当律师。我问他当律师就没人打招呼了吗？他说有，但律师可以拍桌子，法官不能。我说你走了，法院少个有良心的。他说法院有良心的人多了，缺他一个不少。我说那你到律所来，跟我一个办公室，咱俩一个搞技术一个搞法律，以后开个‘专治各种不服’的咨询公司。他笑了，说先给他留个靠窗的工位。”

苏砚把这封信翻到背面，她爸又补了一行：“后来老陆真来了。靠窗工位给他留着，他坐了一个礼拜，把所里的卷宗全翻了一遍，给主任提了八条整改意见。主任脸都绿了。我躲厕所笑。”

苏砚把信放下，扭头看陆时衍。

陆时衍正在拆另一摞，拆到一半手停住了。他手里那封信上，写信人姓苏，收信人姓苏，但信里提的事跟他爸有关。他把信递过来，苏砚接过去看了两行，眉毛挑起来了。

“……老陆昨天判了个案子，当事人是家小厂，对方是大公司。大公司请了三个律师，老陆一个人审，判小厂赢了。晚上他来我家吃饭，进门先灌了半瓶二锅头，然后坐沙发上不说话。我问怎么了，他说‘今天要是不这么判，我明天就不想穿这身袍子了’。秀兰，你听听这话——他判对了，反倒不想干了。这世道，好人当得憋屈。”

苏砚把信纸抖了抖：“这封信有日期。九八年七月。我爸那会儿刚从无线电厂出来，进了正源律所。你爸那年判了个案子，赢了，但憋屈。”

陆时衍从兜里摸出手机，给他爸当年的书记员打了个电话。老头七十多了，耳背，陆时衍对着手机吼了三遍“正源律所那几年的事”，老头终于听清了，回了一句话：“你爸啊，九八年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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