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不信任案（需极高比例通过）；拥有对官员的弹劾权（最终审判权归独立司法机构）。

4. 人事同意权：对首席执政（由皇帝从“议政院”推出的候选人中选择任命）及其主要阁员人选，拥有审议和同意权。

5. 预算审批权：审议和批准国家年度财政预算和决算，监督财政收支。

三、 与“虚君”及行政、司法之关系

李瑾进一步勾勒“议政院”在整个“虚君共和”框架中的位置：

• 与“虚君”关系：皇帝是“议政院”召开“大议”时的召集人和主持人（礼仪性），拥有对“议政院”通过的法律和重大决策的“颁布权”和有限的、程序性的“延迟否决权”（如可发回“议政院”重新审议一次，若“议政院”以更高比例再次通过，则必须颁布）。皇帝不参与日常议事，不介入具体辩论。

• 与“首席执政”（行政）关系：“首席执政”由皇帝根据“议政院”推出的候选人任命，对“议政院”负责。其施政纲领需获得“议政院”支持，重大政策需经“议政院”批准。“议政院”可通过不信任案迫使“首席执政”及其内阁辞职。行政与议政之间，形成一种责任与制衡关系。

• 与“大理寺”（司法）关系：司法独立。“议政院”制定的法律，是“大理寺”审判的依据。“议政院”无权干预具体案件审判，但对“大理寺”的法官任命有建议或同意权，并可对司法体系的整体运作进行监督。

四、 理想的光辉与现实的阴影

描绘着这幅“议会制”的蓝图，李瑾时而激动，时而蹙眉。他仿佛看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朝代的政治运作模式：权力在“祖制大法”的框架下，在皇帝（象征）、议政院（立法与监督）、首席执政（行政）、大理寺（司法）之间分配、制衡、流动。决策不再是君主一人之念，而是不同利益、不同专业、不同地域的代表经过辩论、妥协后的结果。虽然缓慢，可能充满争吵，但理论上更为稳健，更能避免致命的错误，也更能反映（至少是精英阶层和主要利益集团）的诉求。

然而，冰冷的现实感不断袭来。这蓝图建立在太多脆弱的假设之上：

• “祖制大法”从何而来？谁有权威制定这部根本大法，并能约束后世君主和“议政院”自身？ 这几乎是一个“元规则”的难题，在君权神圣的时代，几乎无解。或许只能寄望于一位极度开明、有威望且自愿限制自身及后代权力的“立宪君主”出现，并与各方力量达成历史性的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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