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迹象表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根本行不通的。西方国家中世纪以来，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法学家穷嚷嚷“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财产绝对论”，最后不了了之，而代之以“所有权相对论”、“所有权限制论”就是明证。

某些自然资源类物权，是几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的国家优先级物权，这些物权具有传承性，或者说是政策的传承性、政策物权的传承性都行。几千年来，官府衙门不仅仅依据自身的权力打造了大量的垄断性物权，而且有些物权是专属的、专有的或专控的物权，甚至于某些物权是对于民间不流转、不对接而完全绝对封闭的。所有这些，均建构了特权式、垄断式、政策式、传承式的特定优先级物权。

古今中外的罗马法学家、物权法学家不太愿意揭露政策性物权、国家优先级物权的真面目，或者是出于“自保”免遭官府追究，或者是研究的火候不到位，或者是明知其隐情而不敢理论，无论他们选择什么样的沉默，政策性物权、国家优先级物权是客观存在不可回避的。

2．政策性物权是另类制度物权

一般而论，整个物权体系中，分为普通物权、担保物权和制度物权三大板块。其中，制度物权包括了政策物权在内。

制度物权一般是由法律规定的带有全局性或者重要性的特殊物权，属于制度物权法的范畴。政策物权一般是由政策规定规定的带有全局性或者重要性的特殊物权，属于政策物权法的范畴。由于制度物权法的相关内容是抽象性的，需要政策物权法来作具体规定，于是就形成了大制度物权与小制度物权、抽象制度物权与具体制度物权几种形式并存的现象。

由政策物权法重新规范与调整的主要是不动产物权。其中，调整幅度最大的是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宪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等十几部法律均统一规定了“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至于如何正确行使和限制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则没有明确规定或者规定不具体。

政策物权法虽然也承认了集体的土地所有权，但所制订的政策法规，包括了一系列限制性、禁止性规定。规定农用地指定承包占有，专地专用，集约用地、节约用地、保护耕地，水土保持与合理用地；禁止集体及其个人买卖土地，禁止占用基本农田修建集体或个人的房屋，禁止私人的房屋和宅基地随意抵押和转让，禁止抵押承包地和改变所有权性质，禁止占用耕地修建坟地和改为宗派祠堂用地，禁止荒废和破坏土地等等。全世界的土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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