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甚至严重后果。对此权利设立一般权利质权是受法律很多限制的，设立最高额权利质权更是加重限制的。

三则，一般权利质权对象中，确有一部分可以作为最高额权利质权的对象看待，但客观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复杂性，物权法对此同样不便于作出明确规定。

综合以上客观原因，故物权法既不提倡、也不反对当事人设立最高额权利质权。

2、注意慎重考虑“法无明文规定禁止可以试行”的特殊规则。

民事主体的物权生活和经济生活中，为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主义自由权，在法律法规既不提倡、又不反对的情势下，允许当事人慎重地适用“法无明文规定禁止可以试行”的特殊规则。

此项特殊规则，实际上是属于非成文法之习惯法、自然法、道德法或者逻辑法范畴，富有一定的弹性余地，但不能任意扩大适用对象与适用范围。

物权法以及担保法等法律法规，既不提倡、也不反对当事人设立最高额权利质权，是折中主义的办法。简单问题简单对待，复杂问题复杂对待，可行的问题适用可靠的办法，不可行的问题会直接影响到最高额权利质权的设立、行使与实现。

倘若民事主体当事人之间同意设立最高额权利质权，所遵从的自由规则是“法无明文规定禁止可以试行”，但需要遵守公序良俗原则，应当作可适性、可行性研究并慎重行事，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其他人的合法权益。

3、注意最高额权利质权纯属探讨性概念

最高额权利质权纯属探讨性概念，教科书、通说、权威解读文本中都没有这样的概念。就是说，国内外所有物权法和物权法理论著作中都没有这样的概念。

为了一探最高额权利质权的究竟，笔者才涉足这样一个特别的冷门，仅仅为相关的物权法爱好者提供参考，希望能够借此文章来进行理论争鸣，正确指导此项特殊权利质权的应用。

最高额权利质权概念的推出，不是为了单纯的标新立异，更不是为了画蛇添足，是为了在法无明文规定的特殊情势下更好地规范这一项特殊的权利。越是没有明文规定，越是需要物权法理学的严谨慎重。

最高额权利质权，虽然在理论上很多罕见，但是相信在民事物权活动中早有先例。实际上是理论落后于实践。这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担保物权，包括一般权利质权甚至最高额权利质权在内，都是先有实践、后有规定和先有习惯法、后有成文法的。

一分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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