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在制定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等财产法中没有提到这种高度的要求。

关于物权立法的意义，其实全国人大常委会首长作出了很好的总结。

2007年3月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王兆国副委员长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的说明》中，着重讲了制定物权法的必要性与意义时，总结出四个重点：

一是，制定物权法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需要；

二是，制定物权法是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

三是，制定物权法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需要；

四是，制定物权法是实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需要。

以上四个重点，反复重申了“政治物权法”的重要因素，同时也说明了制定身兼普通物权法和担保物权法的中国式物权法，与现行的制度物权法有着密切关系的。

其实，每个国家制定的物权法，首先是与其相应的社会经济制度相关联的，其次是是与其本国国情相关联的，甚至于物权操作技术因受政治牵连也有一定的差异。

法律是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的，故各国物权法或多或少地带有各种色彩的政治倾向，而物权操作技术只不过是作了一些改良而已。为了改良人与人之间的物权关系，西方国家也由早期的“所有权绝对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论”很快升级到了“所有权相对论（限制论）”，不再一味追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化倾向。

西方国家在制定民法典包括物权法时，也充分考虑到物权法之执行效力、对抗效力及其他效力问题。他们主要是从限制财产所有权开始入手的，任何违反“私法”和“公法”的财产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他们的物权法也或多或少地与制度物权法有一定的关联。就是说，他们的物权法也不是单纯的、孤立的物权法。

如德国、瑞士、法国、意大利、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在界定财产所有权时，千篇一律地不忘记在法条上冠上“不违反法律”、“在法律规范的限制范围内”、“但法律或条例禁止使用的除外”、“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并且在遵守法律规定义务的前提下”、“于法令限制的范围内”（日本、中国台湾的完全相同）。

应当注意的是，西方国家对于财产所有权的限制，虽然是从民法（私法）角度来规范的，具体到财产的取得、变更、转移与消灭等，不仅仅是受民法限制的，同时是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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