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传统的和当代的物权法理论造诣很深，形成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之“中西合璧”式的理论体系，并不是因为提倡国家、集体所有权与私人所有权的融合而否认私有财产的保护。他发表的70多万字的《物权法》巨著，是已知公开出版该类著作中最长篇幅的。

显然，梁先生的观点，涉及到以下重大现实问题和物权技术问题。

首先是没有区分社会主义的物权法与资本主义的物权法、中国当代物权法与其他国家和其他时期的物权法，与几百年前西方的物权法类型没有什么区别。

其次是将物权法混同于一般的财产权法。国家、集体不光是所有制特别，而且是财产权类型也有区别，一般流通领域的和限制、禁止流通领域的财产应有尽有，当然不能如私有财产那样自由流通与交换。

三是否认物权法的等级制差别。物权法不是财产权法，而财产权法中只有一般财产权法中不体现等级制差别。实质上，每个国家的物权法中，到处充满了等级制即“身份权制”，所有权人的身份与用益物权人的身份肯定是不一样的，地主与佃农、出租人与承租人的身份是一样的吗？留置权人的身份与质权人、抵押权人的身份是一样的吗？质权人的身份与抵押权人的身份是一样的吗？回答是否定的。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的规划问题，同样值得商榷。

一是名称问题。

为什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

如果仅仅是“民法”，那么只能表示一部民法即单行法，不是多部民法组成的综合民法；如果仅仅是“民法典”，那么不能表示一部民法即单行法，而是多部民法组成的综合民法。现实条件下，只能是“多部民法组成的综合民法”。由此可见，立法规划中连个法律的名称和题目都是“文不对题”的，这些专家怎么粗心大意到这种地步呢？

更有甚者，1929年5月至1930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陆续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称之为“民法”，不叫“民法典”；70多年后，新中国新制度建立起来后，稍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也不叫“民法典”。涉嫌抄袭，照猫画虎，画虎不成反类犬。

纵观整个大陆法系，其他国家都统一称之为“民法典”，唯有旧中国和新中国却称之为“民法”。这不只是“一字之差”的问题，是最基本的物权法知识与概念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立法技术与立法素质问题。旧中国令全世界的物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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