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则，民告官案原告胜诉率低和降低的主要导火索是政府与民争利以及与地方国有企业的责任不清。

这样的问题呈现出以下的规律性：凡是公民与官府之间发生利益冲突的，民告官案原告胜诉率低和降低的可能性就越大，案件标的越大的原告败诉的可能性就越大；凡是公民与官府之间未发生利益冲突的，民告官案原告胜诉率低和降低的可能性就越小，案件标的越小的原告败诉的可能性就越小。

广大人民群众一直感到非常纳闷：党的18大以来，我国成套的法律、法纪、政纪法治体系基本完善，雷霆万钧狂风暴雨式的**********运动初见成效，普遍性地震慑了一些铤而走险的违法乱纪分子。及至******第二次大督查第三批向地方政府开展的反不作为、慢作为行为，相当一部分公职人员受到了上级政纪部门的问责，追究了行政责任甚至于刑事责任。在这样非常有利的局势下，按理说地方政府的执政行为应当更加文明、更加自律、更加自觉并能够尊重普通公民们的合法权益，民告官案原告胜诉率会走高的，为什么不升反降呢？为什么新建立的行政法院反而不如之前综合法院的行政法庭呢？为什么在法律体系越是成熟的时候反而出现那样非常异端的现象呢？

理清许多头绪之后，了解到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之后，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在非法地与民争利。与民争利和责任不清的两大板块是：

第一板块，地方政府在征收单位、个人不动产过程中与民争利的行为受审批权帝国主义的庇护。

地方政府在征收单位、个人不动产过程中，为了部门利益最大化，以及为了给予房地产开发商输送大量利益和利益共享、利益交换，以及为了个人获得大量灰色收入、腐败机会，有权有势者与有钱有势者结成强硬的同盟军，对于弱势、涣散的被征收人进行全方位、全过程、全要素的弹压。地方法院或者无独立审判权的行政法院迫于地方政府的强大压力，或者被糖衣炮弹所击中，普遍性地导致民告官案原告胜诉率低和降低事件的发生。

我们在考察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几乎无一例外地负债，债务的包袱如滚雪球似的日益加大，连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也不例外。新政策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融资债券之后，“合法举债”由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扩展，债务规模逐渐扩大，借新债还旧债的现象屡见不鲜。当地方政府负债累累时，民生、民主、民权矛盾问题就日益频繁发生，而行政法院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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