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难确定因素太多，导致随意性、弹性和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同类案件处理后“天壤之别”现象不可避免。其结果是损害了行政干预和司法干预的公信力与权威性，对于根治社会弊端不起作用甚至于有时候起反作用。

长期以来，社会上关于民间借贷领域的是是非非始终纠缠不清，有些观点是根本对立与不可调和的。“一放就乱，一管就死”令当事人无所适从、动辄得咎，而舆论上的“一边倒”更不利于法律关系的调整，不利于民间借贷自由市场的发育，不利于民间借贷的自由发挥。对于非法集资诈骗活动当然需要严打，但前提条件必须是精准地界定“非法集资”的范畴，法律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不能因为出现了集资诈骗案件就因噎废食，也不能因为实行金融管制就废除民间借贷自由，也不能把每一个“非法集资”行为与贪污受贿相提并论，一切“对官宽并对民严”的失衡法应当摈弃。

法释〔2010〕18号规定的另类情形，是其他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集资款的共同故意和行为的，不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标志着不是所有的非法集资者都一定要接受定罪处罚。这个公法对于“免予刑事处分”的条文太少，意味着过去和现在严打是主流，从宽的机遇难得，民间借贷“放开搞活”面临着诸多焦点难点问题，往往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从宽处理的对象主要有这些：在亲友中借钱用于经营或者消费，属于很正常的，发生借贷争议仅以民法来追究责任；借贷金额小、涉及人数少、没有什么社会影响的，非为“非法集资”对象；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酌情减免刑事责任，可改为承担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能够按时还清借款本息的，可免予刑事处分；有立功表现的，可减免刑事处分等。

本文分析史玉柱案与吴英案，并不是要揭谁的老底让其难堪，而是试图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论证哪些值得提倡、哪些值得摈弃和未来的法律走向是什么。严打“非法集资”运动已经持续了３０多年，真得好好总结经验教训，真得需要从一些典型案例中找出突破口，真得好好反思金融制度改革的问题，真得把舆论上“一边倒”问题进行勘正，大家真得为当事人说句公道话。

行政干预权不是可以随意无限放大的，民间借贷自由权也不是可以随意压缩的，抵押权关系也不是可以随意毁损的，民法对于公法的平衡作用是不能忽视的。民间借贷本身是个民事关系，怎么可以完全脱离民法范畴而专用公法的利器呢？为什么同是“非法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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