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可利用的价值。

[提示]物权法和财产法各有千秋，这从德、法两国民法典中得到印证。最好的办法是将两种民法都制定出来，让物权法彻底独立并扩充为“物权法典”，让“财产法”制定出来并进入未来的“民法典”。可惜的是两位专家的观点是相斥性的，如果能够出现相容性的才是最优化选择。

“梁郑之争”，是指以梁慧星教授为代表的正方和以郑成思教授为代表的弹方关于“制定物权法还是制定财产法”之争，从2012年1月至2007年5月戛然而止。虽然是民法专家内部的“秘密斗争”，却对于制定物权法的影响很大，同时也反映出法学界有许多问题值得反思。无论是胜出的一方或者是淡出的一方，都是热点亮点问题的对象，在我国立法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1）两个著名专家旗鼓相当

我国1999年产生第一个物权法专家草案，主持起草者梁慧星研究员，与郑教授是同一个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著名民法专家，两人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郑教授擅长参与起草知识产权法，梁教授擅长参与起草物权法。梁慧星研究员（以下称教授）是受官方之命主持起草物权法草案的，郑教授提出的意见纯粹个人行为和自由言论。在同一单位两名专家观点如此迥异，表明在立法领域具有讽刺性意义。

所谓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不是一般的学术期刊，是一份专供中央高层领导阅读的机密内刊。郑成思教授选择该刊而不是选择一般学术刊物连续发表此三篇文章，一下子就将此事关民事立法、事关民法学术的重大问题，提交国家最高领导层，寄希望于最高领导一举解决建议问题，回避学术界的讨论也有作者的专门用意。

长期以来法学界关于“民法”的本质、概念、立法范围等存在很多争议，对于新生事物“物权法”一知半解的专家多了去了。即使是受命起草物权法的资深专家学者，关于“物权法”到底是对人法还是对物法、是财产法还是泛财产法、是宏观物权法还是微观物权法、是否包括国家、集体和其他人这样的物权主体与客体在内、是否包括无体物、无形财产和知识产权法在内等等，这些问题也不是全懂的。梁教授主持起草的第一稿“物权法草案”，因为仅限于微观物权法范畴，没有国家、集体和其他人这几个物权主体与客体，是过时了的西化立法模式，结果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利明教授的第二稿所取代，我们现在看到的物权法版本只有很小一部分是梁教授的杰作。郑成思教授通过直通车向最高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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