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梅尔·汗最终妥协，转而与九黎谈判：

“我的控制区可以保证安全，但我要抽成，是作为‘安全服务费’，比例3%。”

林振山答应：“可以，但必须写入合同：这3%必须用于村庄道路修缮和诊所建设，我们会审计。”

一种新的权力平衡在形成：

经济收入赋予村庄谈判能力，村庄的集体选择约束军阀行为，军阀的安全保障换取合理抽成，九黎的订单维持整个循环。

89年8月，坎大哈，罂粟种植的核心区。

这里的逻辑更残酷：一公顷罂粟的收益是小麦的50倍。

对于挣扎在生存线的农民，没有道德选择题，只有算术题。

九黎团队带来了不一样的算术。

在坎大哈南部的村庄，试点项目启动：

方案A（针对已种罂粟的农民）：

九黎以市场价收购当年已收获的胶液，但必须签署承诺：明年改种指定作物。

收购的胶液不销毁，而是运回九黎，用于合法医疗用途。

方案B（针对愿意直接转型的农民）：

签署五年期“替代作物合同”，改种：开心果，甘草，黄芪等，九黎公司统一采购和销售。

当然也可以选择种植温室蔬菜，九黎提供大棚技术和冷链运输，销往中亚城市。

对于这些农民，九黎提供第一年全额生活补贴。

免费种子，技术指导和保底收购价。

子女教育补贴：每户有一个孩子上学，每月额外补助。

用影响下一代的方式，逐渐杜绝种植罂粟的想法。

同时参与项目的村庄需组成“转型委员会”，互相监督。。

若某户偷偷复种，全村的收购价将下降5%。

若全村无复种，年终每户可获得额外奖金。

利用集体压力遏制个体投机。

第一个吃螃蟹的村庄，拉赫曼村。

长老古尔·阿迦算了一笔账：

“种罂粟，今年能赚5000美元，但整日提心吊胆，年轻人被贩子带走，村子成了战场。”

“种开心果，前四年每年只有2000美元补贴，但第五年开始，每年稳定收入8000美元以上，还能传给孙子。”

“更重要的是，”他看着林振山带来的照片，九黎西亚的开心果种植园，农民在树下喝茶聊天，“那样的日子，才叫生活。”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4页 / 共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