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九黎给我一个实验室主任的位置，预算不低于我在苏联时的水平。”

“第三，”彼得罗夫苦笑，“不要让我从事武器研究，我累了。”

“成交。”

这份数据库包含：

苏联所有涉密科研单位的人员详细履历。

每个人的政治审查记录。

家庭关系，弱点，不满情绪记录。

正在进行的绝密项目清单及负责人。

“克格勃监视科学家是为了控制他们，”周海平在汇报时说，“但现在，这份监视记录成了我们招募他们的最佳指南，我们知道每个人的压力点在哪里。”

91年8月20日，政变第二天，行动全面启动。

九黎没有从零开始，而是激活了三条铺设多年的渠道：

渠道一：中亚的“联合研究所”。

阿拉木图，“中亚应用物理联合研究所”。

这座建于87年的研究所，名义上是苏联科学院与九黎科学院的合作项目，实际上由九黎全额资助。

所长是苏联院士伊万诺夫，但副所长，财务主管，设备采购主管全是九黎人。

政变消息传来当天，副所长张明哲召集所有苏方科研人员：

“同志们，莫斯科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研究所的经费一直来自九黎，不会受影响。但我必须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他播放了一段录音，克格勃驻阿拉木图负责人的电话截获：“一旦政局稳定，所有与外国合作项目都要重新审查，相关人员必须接受忠诚调查。”

实验室一片死寂。

“现在，我有一个提议。”张明哲说，“研究所在西贡设有分部，愿意继续研究的同事，可以短期交流名义前往，为期一年。”

“期间薪资以美元支付，是现在的三倍。”

“家属可同行，同时，我们还可以安排子女入学，并给各位提供匹配身份的住房。”

“如果，我们不回来呢？”一位年轻研究员低声问。

张明哲微笑：“那将是你们的自由选择。”

“九黎永远欢迎真正热爱科学的人。”

当天，研究所47名苏方科研人员中，38人签署了“交流协议”。

他们不知道的是，所谓的西贡分部根本不存在，他们去的就是九黎本土。

渠道二：远东的“技术转化中心”。

海参崴，“太平洋技术转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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