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中心表面上是将苏联军用技术民用化的合资企业，实则是九黎获取军事技术的渠道。

更有价值的是：它常年雇佣约200名退休或转业的苏联军工专家作为“顾问”。

政变次日，中心主任召集所有顾问：

“莫斯科的银行系统瘫痪了。”

“你们的退休金，顾问费，未来几个月可能都无法支付。”

老专家们骚动，他们中很多人全靠这份额外收入维持生计。

“九黎总部决定，”主任宣布，“所有顾问的合同转为九黎直接雇佣。”

“薪资以美元现金支付，立即生效。”

“但有一个条件……”

“工作需要前往九黎境内的新研发基地。”

“我们提供：全家搬迁费用，永久性住房，全套子女教育，免费医疗。”

“以及,继续研究你们真正感兴趣的课题，而不是被官僚体系浪费余生。”

一位曾参与“台风级”核潜艇设计的退休总工程师颤抖着问：

“我的研究涉及国家机密……”

“在九黎，”主任平静回答，“那将只是历史技术档案。”

“我们关心的不是用它造潜艇，而是其中的流体力学算法，材料科学数据，系统工程思想，这些才是真正的科学，超越国界。”

当天，132名退休专家签署新合同。

他们带走的不仅是知识，还有私人保存的设计图纸，实验笔记，失败教训记录，这些在官方档案中永远不会记载的“隐性知识”。

渠道三：乌克兰的“学术休假计划”。

基辅，乌克兰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这里的科学家面临双重困境：莫斯科的混乱，加上乌克兰即将独立的未知。

九黎的接触方式更精致：

第一步：紧急援助。

政变次日，九黎驻基辅的“科学文化交流处”立刻向研究所提供了10吨食品，3台柴油发电机，外加一批急需的实验试剂。

“这些是纯粹的人道援助，不求回报。”负责人说。

第二步：学术邀请。

一周后，研究所收到九黎科学院发来的正式邀请函：

“鉴于贵所在地球物理领域的卓越成就，特邀以下六位研究员赴西贡参加环太平洋地质动力学研讨会，全部费用由我方承担，可携带家属。”

被邀请的六人，正是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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