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了，因为他们缺少核心算法。”

托马斯警惕地盯着对方：“你是谁？”

“我是来提供工作的。”来访者放下一个黑色手提箱，打开，里面是成捆的五百马克现钞。

“这是签约奖金，五万马克。”

“如果你接受我们的合同，年薪相当于十五万马克，工作地点在阳光更好的地方。”

“什么工作？”

“改进你的系统，适应二十一世纪的建筑材料，双层玻璃，复合墙体，智能家居环境。然后培训我们的技术人员。”

“你们是？”

“九黎国家电子技术研究院。”

“我们正在建设世界一流的技术情报能力，需要世界一流的人才。”

“在德国，你的技能是犯罪工具；在我们那里，是国家安全资产。”

托马斯抚摸着手提箱里的钞票。

他已经一年没给女儿买新衣服了。

“我需要护照，签证……”

“我们会帮你安排好，两周后，你和家人飞往曼谷，然后转机到西贡。”

“住房，学校，医疗，全部由我们负责。”

“你只需要专注于技术。”

那晚，托马斯抱着手提箱入睡，梦见自己又回到了实验室，调试着精密的仪器，而不是在汉堡的小作坊里焊接盗版窃听器。

布拉格，查理大学附近书店。

前斯塔西文化情报线人，东德文学评论家彼得·霍夫曼正在整理书架。

统一后，他作为“斯塔西合作者”被大学解雇，现在在这家小书店打工，勉强维生。

一位亚洲顾客在哲学区停留了很久，最后拿着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来结账。

“黑格尔在东德被简化了，不是吗？”顾客用德语说，“辩证法变成了政治工具。”

彼得抬头，看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亚洲男性，气质不像游客。

“您对东德哲学很了解？”

“我读过你的论文《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与东德文化政策的张力》。”顾客微笑，“写得很好，尽管为了通过审查不得不自我设限。”

彼得的心跳加速。

那篇论文他只给几个朋友看过手稿，从未发表。

“你是谁？”

“我是九黎社会科学院的访问学者。”

“我们正在开展一个研究项目：冷战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多元实践与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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