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客递过名片。

“我们想邀请你参与，作为东德文化领域的亲历者和分析者。”

“项目为期三年，经费充足，可以在西贡，吉隆坡或新加坡进行研究。”

“成果可以全球出版。”

“为什么找我？我只是个被解雇的讲师。”

“因为你是少数真正理解东德文化矛盾复杂性的人。”

“西方学者要么全盘否定，要么浪漫化怀念。”

“我们需要理性的分析，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审判。”

顾客停顿，“而且我们知道，你当年为斯塔西提供的情报，主要是关于西德文化界对东德的误解和偏见，你实际上是在试图改善双方的认知，虽然用了错误的方式。”

彼得感到眼眶发热。

统一后，所有人都把他当成告密者，没人问过他为什么那么做。

“我需要做什么？”

“撰写回忆录和分析，参与学术研讨会，帮我们理解：一个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如何运作，在哪里失败，在哪里有值得保留的价值。”

顾客压低声音。

“另外，如果你愿意，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当代欧洲文化界的观察。”

“不是间谍活动，是文化情报，哪些思想家在影响欧洲对亚洲的看法，哪些媒体渠道可以成为对话平台，哪些文化项目可以促进相互理解。”

彼得明白这是双重角色：学者兼情报员。

但这一次，他不是在告密，而是在搭建桥梁，至少他可以这样告诉自己。

“我考虑一下。”

“当然，这是预付的研究经费。”顾客留下一个信封，里面是两万马克支票，“无论你是否加入项目，这笔钱都可以让你暂时不必担心生计。”

彼得看着顾客离开书店，阳光透过橱窗，照亮空气中飞舞的尘埃。

他突然想起布洛赫的话：“希望不是确信，而是可能性的活跃状态。”

也许，在世界的另一端，还有新的可能性。

92年夏，西贡郊外“国际管理与技术学院”。

这座看似普通的职业培训学校，实际上是九黎新建立的情报培训中心。

校园占地两百公顷，有模拟欧洲城市街区的训练场，多媒体情报分析实验室，多语言同传会议室，甚至还有一个按柏林咖啡馆1:1复制的“社交情报实践区”。

首批八十名前斯塔西人员在这里接受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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