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薄薄的凉意。这个语气和白天那个碰我耳朵、问我是不是发烧的沈渡，简直是两个人。白天他是暖的，现在是冷的。温柔的病娇和冷酷的律师，共用一个身体。

第二天下午两点五十，我提前十分钟站在东门等。

两点五十五，一辆黑色迈巴赫滑到路边。车窗降下来，沈渡坐在驾驶座上，单手扶着方向盘。他今天没穿校服也没穿家居服。白衬衫黑西裤，袖扣是银色的，头发打了发胶露出完整的额头。和开学典礼一样的“陆律师”模式。领口扣到最上面一颗，领带打得一丝不苟。

他把副驾的门推开。

“上车。”

我坐进去。车里有一股很淡的白茶味。后视镜上挂着一根黑色的皮绳，末端缀着一个小小的猫形挂饰——毛线钩的，一只耳朵歪歪的。和我鞋上那只一样。

他发现我在看。

“小暖挠坏了三根，这是第四根。”他发动车子，语气平淡得就像在播报路况。

车里安静了片刻。

“你经常自己钩？”

“偶尔。”

“一个法学生，会做饭、会钩毛线、还会在法庭上把对方辩到哑口无言。”我说。

“还有一个技能。”

“什么？”

“等你。”

红灯。他停下车，偏过头看我。“等了十年，这算不算一个技能。”

又是陈述句。不是问句。这个人从不问我，他只告诉我。告诉你他在等你，然后看你怎么接。

我接不住。

“看路。”我说。

他转回去。绿灯亮了。我的耳尖又开始烧。这个人对“在合适的时候说出让人无法回应的话”这件事，熟练得令人发指。

车子开出大学城，上了绕城高速，往城南方向开。

“许茂才住城南？”

“嗯。”

“他现在做什么？”

“什么都不敢做。”沈渡说，“三年前作完证之后，他从宏远公司辞职，搬了三次家，换过两次手机号。现在住在城南一个老旧小区里，深居简出，几乎不见任何人。”

“他在躲什么？”

“良心。”

这个停顿不重，冷得像落下一枚法槌。

车子拐进一条窄巷，两边是六层高的老式居民楼，外墙斑驳，空调外机锈迹斑斑。窗台上晾着的被单在风里鼓成各种形状。

十六栋，三单元，四楼，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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