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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存档室的时候他把公文包换到左手。右手空出来，垂在我手边，指背偶尔擦过我的手背，不握，也不躲。路过楼梯间门口时物业经理在里面打电话，声音压低到听不清任何一个完整的词。但他握话筒的指节泛白——和校庆日周彦川整理领带时一模一样。

沈渡没有看他。他低头用只有我能听到的音量说了一句话：“他迟早会打那个电话。但他会选一个能让自己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时间点。”

“那我们比他快就行。”

他垂眼看我，嘴角弯起——是被取悦到的弧度。不是因为我的判断正确，是因为我说了“我们”。

物业处副楼外面是停车场。我站在银杏树下摊开那张登记表复印件，阳光从树叶缝隙漏下来，落在备注栏那行字上。“总裁办临时通行证”。

“拿到登记表只是第一步。”沈渡靠在车门上，公文包放在引擎盖上。他翻出手机相册里刚才拍的登记表照片，放大备注栏。“临时通行证的发放记录存在总裁办。那份记录里会有签发人的签名。”

“签名会是周彦川本人吗。”

“不一定是他本人。但签发人一定是他认为在这个环节最不可能留破绽的人——比如他当时的直系下属。总裁办的临时通行证编号是有序列的。三年前六月的编号范围可以查到。如果这个编号在那天之前几天被人领走却没有登记到具体访客名下，就说明有人用总裁办的权限开了通行证但没走流程。”

“这个人可能就是周彦川自己。”

“或者他授意的人。不管是哪种情况，矛盾本身比直接签名更有用。在法庭上签字可以否认，但编号断档不可能解释。它证明有人绕过制度动作了。”

他从公文包里掏出那支铅笔，在那页证据目录的“刘主任”旁边画了一个极小的问号。

“这个人以为登记表原件拿走就万事大吉了。但他不知道物业处会复印。他也不知道——当年经手复印这份表格的物业管理员是谁。”

“你知道？”

“正在找。许茂才只是第一个证人。刘主任是第二个。把这两个人连起来的那条线，就是第三个证据。”

他说话的时候铅笔还点在纸面上，笔尖正正压在“访客要求不登记个人信息”这一行的最后一个字上。力道不重，但纸背透了一道浅浅的凹痕。

车里。他把保温杯递过来。水面上浮着两片薄荷叶，凉的——不是热水冲泡后放凉，是冷泡。这个人对“她今天的嗓子会比江南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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