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

我惊恐万状地问“‘兰纳得’怎么啦？”

在他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来龙去脉时，“兰纳得”的小手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一边哭一边还嘀嘀咕咕，好像也在告诉我她遭的罪。

我已经熬不住了，从慢慢抽泣到哽哽咽咽，又到嚎啕痛哭，还不想让“兰纳得”感到难过，不得不强忍着，想压下那股涌出咽喉的痛……，

我那样子一定很可怕，石队长与承业也抹起眼泪来，光桃干脆与我一起哭起来……

还是彭二婶来劝我，“烧伤不严重，药已经用上了。你不要太伤心哦。”

于是，他们都收声来安慰我了。

那时候，他们都像是做错了事，对不起我似的，不断地自我批评着……

出了这个事后，我一连七天，一下课就跑来陪着“兰纳得”。不知道他们给“兰纳得”用了什么药，山里这剂烫伤药非常好，只有七天，烫伤就基本好了。

我有时手里捧本书，有时就画画。画了六幅二开纸的画。其中有一张是芭蕾舞《白毛女》中，从深山里出来的喜儿，一头白发，在述说着她的不幸，她激动而又悲愤地跳起来，我的画定格在她的一个倒踢紫金冠的造型上。

这幅画让石队长问了我好久，他看不懂这个女的，为什么披头散发，蹦得那么高，还一个脚踢在后脑勺上。我告诉他这是“白毛女”在跳舞，这种舞蹈叫芭蕾舞呢。

我将画都贴在厅房里，谁知这一贴，就是好几年。后来他们从旧房搬去了新房，石队长将画小心撕下来，贴到了新房子的厅堂里。

我几年后再来仰山购铺板时，那几幅画还在厅里的墙上呢。因为石队长不让人撕下来。

等“兰纳得”好了，学校放暑假了，只要他们没人看管，我就干脆把她抱来我的房间。

有时，碰到运毛竹出山的汽车司机，他们会非常吃惊地问，这个知青结婚了？她的孩子吗？

奇怪的是，当地人说话粗鲁，尤其是专爱开玩笑的那些婆婆妈妈们，这回居然都是用很客气、友好的语言告诉他们：汪老师在帮助别人带孩子呢。

这让我很感慨。

记得，我从小就不被家人看好，说我就是一个无用的会被人欺负的弱女孩。

在WG初期，我才十五岁，参加过上海红三司小分队。队里有个演’单口说”的女孩子，她的《造反派的脾气》是演出了名的，只要她双脚一跺，大眼一睁，把手狠狠地拍在胸口上，活像一个假小子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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